《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先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表达一种生活的向往。《淇奥》便是这样一首诗。据《毛诗序》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
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覆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涵概括，点到为止。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覆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
《淇奥》反覆吟颂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会弁如星”、“充耳琇莹”，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是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至于“猗重较兮”、“善戏谑兮”，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对应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意志坚定，忠贞纯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淇奥》一诗影响之深远了。
主题思想
此文在阐明“大同”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前景。这里人人都能受到社会关爱，安居乐业，且各尽所能，这里寄托着儒家崇高的社会理想。
文中拿现实社会跟理想的“大同”社会作对比，从而顺理成章地指出，现实社会中诸多现象如搞阴谋、盗窃财物、作乱等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将是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这其中已经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形：社会变乱纷乘，动荡不安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盗贼横行，混乱不堪。
总之，此文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幸福憧憬。虽然主观目的，只是论说礼仪、阐释古制、宣传儒家思想，但其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圣贤留给全人类的思想财富。读来启人深思，鼓舞人心。
分层解析
第一层
（一、二句话）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
第二层
（三、四句话）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1、满足生存需求：人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2、满足发展需求：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3、满足精神愉悦上的需求：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第三层
（第五句话）全文的总结语
用现实社会跟理想社会中的“大同”社会做对比，指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黑暗现象，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取代的将是“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望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望”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望”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
这首曲淋漓尽致的发露出作者对道家生活的向往。
该曲起首两句的对仗就出手不凡。在动物门、身体门、专名、数字都一丝不移的工整前提下，作者尽量拉大了两句意象的距离，满足了“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对仗标准。前句不明言自己细读老子《道德经》，而以“《老子》五千言”的蝇头小楷代表了这一意境。这种借描叙受作用的客体来反映作用者主体的借意手法，是中国诗歌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如李商隐的“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风雨》）就是一例（《宝剑篇》为唐郭元振借抒壮怀的诗作，本身并不含凄凉之意）。以下“鹤背”句则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集中于一句之中，而主旨则在于“鹤背”，表现出成仙得道所拥有的极度快意。两句都作奇兀的盘空硬语，显示了诗人倜傥不群的豪迈情兴。
“白云两袖”是翱翔高处的夸语，却同时也是在运用一段道家的典故。南朝齐的道人陶弘景，隐居句曲山，与白云为侣，曾作诗回答齐武帝问讯：“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而笔记载他在山中娱乐宾客，能振袖放出云气（见《古今怪异集成·云》）。结合这一典故，全句便带上了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离尘出世的高士韵味。“吟魂健”，所吟咏赋出的是像庄子《秋水篇》那样的至理道言；身着道家的宽大布袍，胸中包罗了天地万象。这接下来的三句，完满地绘现了得道高士的风神。道家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宗旨与文人希冀获得个性解放的心理颇易合拍，像大诗人李白就曾加入道籍，所以作者在曲中的虔心皈依，是毫不奇怪的。
末三句则点明了全曲的题旨。“名不上琼林殿”是藐视功名，“梦不到金谷园”是鄙弃富贵。“海上神仙”则是这两句的诠释，也是对全曲的总结。然而唯因有了“琼林殿”、“金谷园”这些人事因素的陪衬，作者所塑造的“海上神仙”，便更多了避世抗俗的积极意味，而与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求道成仙有了截然的区别。全曲给人以豪放的印象，而无夸诞的嫌疑，其原因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