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巴东”这一地理概念的具体所指，历来有所争议。一些旧注认为诗题上的“巴东”即是唐代归州的巴东（今湖北巴东），如比较权威的清代学者王琦所注的《李太白全集》在此诗题下解释说：“巴东，即归州也，唐时隶山南东道。”（《李太白全集》中册1021页，中华书局出版）若仅凭字面意义，此说无错。但按照诗意，则不可通。诗题曰“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云云，可知诗人的行进路线是从巴东出发，然后穿过瞿唐峡，接着才登上巫山的。若此，巴东的位置一定在瞿唐峡之前，或者说，瞿唐峡一定在巴东和巫山的中间。然而，归州的巴东却在巫山的下游，若自这里登巫山，则必须溯江而上，但无论如何又无法经过瞿唐峡。如果顺流，那就要先过瞿唐峡，登巫山之后要再行走相当一段水路方可到归州的“巴东”，与诗题大相牴牾。于此可知，“归州巴东”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此诗中的“巴东”是指夔州（今重庆奉节）。《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载：“夔州，云安郡下都督府，本信州巴东郡。武德二年（619）更州名，天宝元年（642）更郡名。”据此可知夔州原来是信州的巴东郡，至“天宝元年”始“更郡名”。李白此行当在开元十三年（725），此时的夔州尚未改名，仍叫巴东郡，所以诗人才有此称。又据《方舆胜览》：“瞿塘峡在夔州东一里”。若把与此有关的地名按长江流向自上而下的地理位置排列一下的话，其顺序则是夔州、瞿唐峡、巫山、巴东，况且前三处所距不远，完全可能是在一天中所经过的三个地方。诗人自夔州（时称巴东郡）出发，很快即经过瞿唐峡而到达巫山（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五册47－48页，中华地图学社出版）。这样解则全诗疑窦顿开，语意甚明。
诗的开头概述自己登巫山前的情景。“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两句是说自己从家乡出发以来，沿江已走了几千里水路。这天正逢望日，明月皎洁，圆如银盘。诗人接着说，刚刚经过瞿唐峡之后便徒步登上巫山的最高峰。在山巅之上，诗人极目千里，饱览巫山的雄姿。“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紧承前句，写巫山的高危与广阔。“不穷”是无穷无尽之意，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又可说是诗人所目见。因为诗人视野之内皆是耸山峻岭，都是巫山之境，故谓之“无穷”，所以下句说整个巴国境内都被巫山占据了。当然此句只是形容巫山面积之大，与杜甫名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句意相同，不必拘泥考证巴国的辖境。“日边攀垂萝，霞外依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四句写登山时的主观感受。山路高危陡峭，诗人要凭借垂下的藤条萝蔓才可向上攀援，有时只好倚偎在突出的大石头上喘息一会儿。诗人登得太高了，他觉得好像在日边霞外一般，云气在脚下缭绕，太阳在身边高悬。诗人心情愉悦，急不可待地快步登上绝顶，向远处眺望。啊!太美了。天清日朗，万里澄鲜，一点遮挡视线的东西也没有。他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以下六句便写其在顶峰上的感受。
“却顾”两句是说，山顶真是高极了，回头向下一看，只见万里深渊神秘莫测，令人面容失色，心惊肉跳；抬头向上一望，头上即是青天。登临高绝之处，惊愕中又有几分自豪感，这是所有登山人都会产生的普遍心理。于是诗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竟觉得青天仿佛可以用手就能摸到一样，但夜间所常见的银河此时却不知哪里去了。远望云彩的升起之处，便可知道苍梧山所在的地方；观看那奔腾的大江的流逝，便可辨别大海所在的方向。“苍梧”语出《归藏·启筮》：“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瀛海”一词出白于《史记》。其实这两句诗是诗人由眼前所见的云气和江水发想而来，江流的方向当然应该是大海，无须详考。“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两句是过渡句，承上启下，下文便转写归途中的景色。
“积雪照空谷”以下八句大意是说，高山背阴处的积雪映照着空荡荡的深谷，风吹树木发出呜呜的悲凄之声。踏上归途时天色已晚，只剩夕阳的余晖了，但诗人游意未艾，兴致颇高。江上寒冷，故早早就听到了猿的啼叫之声，天色朦朦胧胧，远处的松林已隐隐约约，一轮明月从那里缓缓升起，宛如松林吐出的一般。月光皎洁明媚，猿声清幽凄厉。此情此景给人一种空寂静穆的感觉。这既是眼前的实景，又有诗人不忍离去的主观情感寓于其间，因此有一种惆怅惋惜的情味。最后两句说虽然自己还有游兴。但不愿再听到猿的啼叫声，这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辞别了巫山，拄着登山杖回到了船上。
全诗记叙登巫山的经过，写得相当完整。从开始上山写起，继写登山时的感受与登上顶峰时所见到的景色，最后写下山及回船的过程，一气呵成，完全按时间顺序和所经历的过程来写，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诗中借助夸张手法和大胆的想象渲染巫山之高峻宏伟，“日边”、“霞外”等诗句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两句更是异想天开的惊人之语，令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出诗人的浪漫气质。此诗是太白初离家乡时所作，他第一次接触到如此雄伟壮阔的山川景色，又因未接世事，所以诗中洋溢着欣喜之情，虽然在后半部分略含凄寂之味，但那恰恰充分地表现了游兴未尽的遗憾与惋惜，并没有什么感伤的情味。全诗的基调是明朗乐观，积极向上的，与其后来的一些山水诗的扑朔迷离，晦暗感伤是大不相同的。
这首词是作者居于杭州时所作，有怀人之意。从词的内容看，应当是作于杭州姬妾辞世之后。
上片，“迷蝶无踪晓梦沉”，写清晨梦醒之后，梦中的情景已消逝无踪。所用乃是《庄子·齐物论》庄周化蝶的典故。它的本义是说世事与梦境的真幻，颠倒难分，两者本都不值得执着看待。但后人又把这则故事与《庄子·至乐》中写他丧妻时鼓盆而歌，不表示悲哀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猜想庄子大概也把丧妻看成作梦，所以悼念亡妾的作品，也常用到化蝶、梦蝶的典故。文英这句词，表面是写梦，其深层却是以梦隐喻过去的经历；联系他的生平来看，又似包含着对亡妾的思念。虽说“无踪”，毕竟入梦；梦由思生，又怎能真正地忘却？既然如此，则梦醒后并不会适意如庄周，而是深怀思旧的惆怅，细味“沉”字，其情自见。
“寒香深闭小庭心”。寒香，当指春寒之时尚未谢尽的梅花，或兼指下片提到的逢春先开的杏花。人既惆怅，对着“深闭小庭心”的“寒香”，自然不会是赏心乐事，而是触景伤怀，“寒”不是透着凄冷，“深闭”不是透着孤寂么？这时候由“小庭”而想到西湖，由“寒香”而及于新柳，觉得春光尚浅，而寒意犹浓，西湖上的杨柳，应该也是初舒嫩条，翠色未深，因而游人应该也还不多。那么，在小庭中虽感孤寂、凄冷，但若到湖上去游玩，也未必就能看到秾丽之景，享受热闹、温暖之乐了。“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楼前柳浅深。”当然不是要由柳浅而判断春少，而是要由春少来表现人之心境的凄冷情绪，所以这两句结束得轻倩、婉转而有味。
下片的“愁自遣，酒孤斟”，全词直接抒情的，也只有这两句，到这里才点出“愁”字，点出“孤”字。作者这时的孤愁既无法排除，那么这里的“斟”与“遣”，也无非是强自支持、强自消解而已。
下句的“一帘芳景”继续写春，“燕同吟”继续写孤寂。与燕同吟，则暗谓有伴比无伴更悲。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写法，不无相同之处，二者都是正面的情况起反面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蝉噪”、“鸟鸣”可能是写实，“燕吟”只能是设想。
“杏花宜带斜阳看，几阵东风晚又阴。”在凄冷低迷中盼望杏花映着斜阳，能给人带来一点绚丽之色，带来一丝温暖的春意，谁又知天不作美，吹来几阵东风，偏把阳光吹走，使黄昏依然阴沉。这会起什么作用？对作者的心境会有什么影响？词至此结束，虽都没有明白说出；但读者联系上下文，自可体会得到。
前人常把吴文英的词作看成是与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词相对立的“实质”词的代表。吴文英的慢词，有一些确有辞藻堆垛，雕琢过甚之嫌。但这首《思佳客》，读来却颇感闲淡婉约，在很大程度上与“清空”词的笔法有一致之处，可见梦窗词的风格在统一中也是有着多样性的。
贾岛的《宿山寺》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首联突出佛寺之高，颔联描写夜景之奇，颈联体现了山顶的高远幽深，尾联烘托出山上环境的幽僻。诗歌风格清幽淡雅，语言精练，尤其是颔联两句突出了诗星炼字的精妙，为后星所激赏。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从视觉形象写起：群峰高耸，山，无需多着墨，用一“寒”，其色自青，翠色浮空，透出一片寒意；而“耸”字极神，山高，峰极为挺拔。诗星投宿的寺院就坐落在群峰环绕的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作者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勾画出山寺孤峙高寒的特点。
颔联始见奇笔，“流星透疏水”，星本不动，影落水中，水流而反似繁星流动，流淌中，繁星随水而逝，非是夜空中闪亮划过夜空之流星，空明澄净，引星入胜。最奇者，诗星竟把水分为疏和密，疏而能透，繁星倒影水中，厚密则显浊混，难以透莹光也。诗星之所以称为诗星，其感觉必异于常星的。月本不移，而片云飘移，云行而反似月走，且为两物相逆而行，诗星短短五字，尽也。观察之细致，构想之奇瑰，非一颗敏感之心性不能为之，令星拍案叫绝。这两句的妙处渲染出空山幽寂清玲的气氛，有力地衬托了山寺的凄冷荒寂。
“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从自然景观转星星事议论。“绝顶星来少”，是说山寺因在绝顶而星迹罕至，揭示了山寺的远离市尘。“高松鹤不群”，写独鹤单栖高松之上。鹤为仙禽，青霄遗举，不于鸡鸳为伍，本即离尘脱俗，益以古刹旁之高松，巢在其上，倍显其了无俗气，卓尔不群。松鹤在古典诗文中，常作为高洁与长寿的象征，现在看到松鹤，自然使星想到植松养鹤之星。这就为下面写寺中高僧作了铺垫。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两句，写寺中只有一位八十岁高僧，虽然久经春秋，却双足未曾落于尘世，一直与世无争。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二句，正是展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这位僧星的生活环境。推之全诗，可以看出，有此众岫环抱空寂之山，才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才有此超然世外之僧；而身临其境，投宿其寺，亲见其僧者，唯有诗星一星而已。如是，诗星的襟怀意趣不言可知。这正是作者立意的高明之处。
全篇一山，一寺，一星，一水，一月，一云，一松，一鹤，一僧，来此一宿，不禁烦襟涤尽，皈依之念顿生。众岫之寒，流星之烁，林木之疏，走月之逆，片云之行，松巢之高，仙鹤之不群，老僧之混沌，契合一体，诗星的笔意，地僻境清，远离俗世，胸襟高洁，超群之致，随手拈来，流露于字里行间，实在令星叹而观止。
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宴享诗。但诗的作者及创作年代前人没有深考。
《伐木》和《伐檀》不同，它不是描述伐木劳动，而是由伐木兴起，说到友情可贵。无论亲朋故旧还是新的相识，都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并且常来常往。
诗共三章，除首章外，都集中笔墨写宴饮。显然是把宴饮当做建立和联系友情的重要手段。
在抒情方式之选择上，《伐木》的作者采用了一种先迂回后正面的表达方式。诗一开头，就以“丁丁”的伐木声和“嘤嘤”的鸟鸣声，令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境。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止，一切自在自为。只有这伐木之声和悦耳的鸟鸣在空旷的幽谷里回荡。一个孤独的伐木者，一个出谷迁乔去寻找知音的鸟儿，这两个意象在这仙境一般的氛围中被不断地进行视觉和听觉上的重叠和加强：声音使人联想到形象，形象又赋于声音特殊的内涵。从而最终幻化出一个远离现实政治的、借以寄托内心苦闷的超然之境。这一境界是诗人内心的人生理想在潜意识中迂回曲折的表露。同时也是厉王暴政下朝臣们心有余悸、不敢谈论政治而另寻寄托的普遍心态。现实毕竟是现实，随着这一比兴手法的完结，作为政治家的诗人终于强迫自己面对这冷酷的存在世界：“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号召人们起来改变现实，叙亲情，笃友谊，一切从头开始。然后又申之以“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从人情天理处说起，避开政治而为政治，这就是诗人既体察人心，又深谙做诗劝戒之道的地方。
第二章全然是写人的活动，也就是“求友生声”之具体表现。开头用语与首章部分重叠，显得整饬又有变化，读来流转而且自然。这里仍然由物兴起，但只用“伐木许许”一句，其余如对鸟鸣的描述一概略去。论者往往因为“伐木”句与后面的“酾酒”句联系紧密，就误认为它也是“赋”（直陈其事）。其实“伐木”云云，乃相应之词，不止形式上叠合延绵，内容也相仿佛，只是为避免刻板滞重，才作此省略。省略也是变化的方式，有变化才有发展，内容为之深化，形式也愈加富丽多姿。于是出现备办筵席的热闹场面：酒是甘美的，菜肴中有肥嫩羊羔，还有许多其他可口的食物，屋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出主人的诚心诚意，因为宴请客人，不仅是出于礼仪，更是为了寻求友情。被邀请的客人都是长者，有同姓的（诸父），也有异姓的（诸舅）。诗人希望他们全都光临。“宁适不来？微我顾弗！”“宁适不来？微我有咎！”这是他的担心。由于希望甚殷，就生怕它落空。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它表明主人的态度十分诚恳，对友情的追求坚定不移。
诗人还批评了不顾情谊、互相猜忌的不良现象：“既有肥羜”，“於粲洒埽，陈馈八簋”，邀请“诸父”、“诸舅”而“不来”，又于我“弗顾”。这样的局面是不利于重振祖业的政治理想的。
第三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第二章的延续和发展，依然写设宴请客，不过用笔极简，旨在“示异”，以免拖沓。“笾豆有践，兄弟无远!”这次邀请是同辈，但酒菜之丰盛，礼节之周到不减于前。联系前面的有关描述，它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无论长幼和亲疏（即诗中所谓“诸父”“诸舅”和“兄弟”）都应互相有爱。这种类似博爱的思想充斥整个诗篇，可以说是总的命意所在。但建议和发展友情的手段却比较单调，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未见合适，因为在酒席台上交的朋友多不可靠。也许饮食还是古人主要的交际方式，他们又多以诚待人，布设酒肉圈套，故而被诗人选作表达友情题旨的材料。另外还有反面教训，就是“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往往由饮食细故引起，要创建和平局面，就得处理好饮食问题。
后半部分是尾声，似乎由众人合唱，表达了欢乐的情绪与和睦亲善的愿望。三方面的人（主人、来宾和受邀而未至者）团结一致，气氛和谐，令人鼓舞。
作者还为失去的友情和亲情而振臂高呼，他用饱经沧桑的笔调描绘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普通人之间以诚相待绝不“乾餱以愆”。亲友之间相互理解（“有酒湑我，无酒酤我”）、信任，和睦快乐地相处。人和者政必通，最后，作者又是以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境界结束全诗：在咚咚的鼓声伴奏下，人们载歌载舞、畅叙衷情，一派升平景象。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诗人中兴周室之政治理想的艺术展示。
此诗是燕乐歌词，因而它的博爱的题旨可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在艺术上它给人的突出印象有三个方面：一是靠头的比兴部分不仅构成比较鲜明的画面，而且有生动的情节，它既是独立的，又与主题部分联系紧密，这样，主体部分的命意就更加明朗，便于读者和听众感受；二是把被邀的客人分别用“诸父”“诸舅”和“兄弟”指代，覆盖面大，而又意象分明，对表达诗歌的题旨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作者选用词语的匠心；三是结尾表现的场面色彩浓丽，节奏明快，全然是就筵席写筵席，没有穿插“点题”笔墨，却成功地渲染出团结友善的醉人气氛。诗人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化作可以闻见景象，因而颇具艺术魅力。
这是一篇文论。文章首段叙述仲兄苏涣易字“文甫”的故事；第二段里，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第三四段里，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文章词藻华美，描写穷形尽相。刻画水之态、风之状，以及风水相激的壮观，铺陈夸张，妙喻连篇，绘声绘色，气势磅礴。
作者首段从仲兄易字“文甫”谈起，借题发挥，用“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详尽述说了他对文章写作过程的认识。文章开头是叙述“易字”的原委。作者读到《周易》“涣六四”时，看见“涣其群，元吉。”于是想到仲兄名涣，字公群，正好与《周易》中的这句话相应。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仲兄说了，仲兄要求作者替自己换一个字，作者允诺，并且将字“公群”换成“文甫”，问仲兄同意否。于是作者就这个“文”字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论说。
文章的第二段，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作者给风与水的形状作过描述之后，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今四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而风水之极观备矣。”“纡馀委蛇”“蜿蜒沦涟”这两个四字句都形容水流的样子。下文的三对四字句则是两两相对。“安而相推”对“怒丽相凌”；“舒而如云”对“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对“徐而如缅”这三个四字对句，文字工整，内容充实，并非为对而对，描述了水与风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六种状态，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作者用了几个对句之后，笔锋一转，又换成另外一种句式，不再用对句的形式：“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渍旋倾侧，宛转胶戾”，用过这些一般的四字句之后，又转换了句式：“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多方面展示了水与风“相遭”的景观。在这段“风水之极观备矣”的生动描述中，作者基本用了四字句，但“一定”之中又有“不定”，句式多次变换，一会儿是四字对句，一会儿是四字句的比喻句，使这段描述从形式上看是整齐而不呆板，静中有动，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水与风相交的各种景观，也是“意在言外”。“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可见求“文”生之源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认为风水的波纹，既不是水造成的，也不是风造成的，而是风水相遇，偶然得之。作者还认为这种文堪称“天下之至文也。”文章中，“文”既指水的波纹，又指文章。至文，实际就指最好的文章。作者还说：“今四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失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意思是玉没有内在的美，不能成为文；雕刻刺绣的工艺品，也失去了自然之美，也不能称之为文。世上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就只有风与水，也只有这二物相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言外之意，最好的文章则是出于自然的文章。这段文字，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这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匠心独运。
这篇文章借为仲兄易字，阐发了作者对文章的审美观。在描绘风水相遭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四字句及四字对句和四字句的比喻句，使文章形式产生一种动静相和的美感。另外，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二者结合紧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思想在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篇文章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