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抒情诗抓住了人生片断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刹那,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使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诗歌在语言上平白如话。从字面上看一览无余,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江上偶遇的对话。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美好的情感——深深的眷念家乡的感情让它获得了流传至今的生命力。
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一个舟行女子只因听到乡音,觉得可能是同乡,便全然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拘束而停舟相问,可见其心情的急切。而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盼望见到同乡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这是因为乡音让她感到亲切,乡音让她产生要见到家乡亲人的冲动。这一切都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男子的答话是“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话虽是出自男子之口,却是对俩人共同的飘泊生涯的叹息,是长年流落在外的无奈。这叹息也是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诗人捕捉住一个生活场景,用白描手法抒写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既含蓄又生动,饶有生活趣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的家临近九江边,来来往往都在九江附近。
你和我同是长干人,从小不相识真是很遗憾。
注释
临:靠近。
九江:指长江浔阳一段,此泛指长江。
生小:自小,从小时候起。
这首抒情诗抓住了人生片断中富有戏剧人的一刹那,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使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诗歌在语言上平白如话。从字面上看一览无余,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江上偶遇的对话。流淌在字里拘间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美好的情感——深深的眷念家乡的感情让它获得了流传至今的生命力。
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一个舟拘女子只因听到乡音,觉得可能是同乡,便全然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拘束而停舟相问,可见其心情的急切。而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盼望见到同乡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这是因为乡音让她感到亲切,乡音让她产生要见到家乡亲人的冲动。这一切都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男子的答话是“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话虽是出自男子之口,却是对俩人共同的飘泊生涯的叹息,是长年流落在外的无奈。这叹息也是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诗人捕捉住一个生活场景,用白描手法抒写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既含蓄又生动,饶有生活趣味。
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第一句是写诗人客居洛阳,现在秋天到了。诗人没有大笔浓墨的渲染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凄惨景象,读者的阅读中当然不会有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凉感受。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增添了欲归不得的怅惘,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不能下笔的生动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诗人的写信时的心理活动和动作。诗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写自己怎么样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地写家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凡的动作来说明自己是在写家书。过去的交通很不发达,寄一封信回家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写一次家书当然要写长一点了。信写好了,发现还有的话没有说,当然要把信打开来补充一些了。诗人这样写诗是很贴近生活的,但是诗歌不仅要贴近生活,还要贴近自己,贴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思,这样才会震撼人心。这首诗就做到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最后两句。诗人虽然担心的自己的家书“说不尽”,但是还是封上信封,直到送信的人要走了,又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其实,诗人也并非没有写完这封信,既然已经把信封上了,就是一封完整的信了,其实就是自己的思乡情节在起作用,总觉得有话没有说完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家书就是这样的言不尽意。其实,即使是拆开信封,也不一定就要补充什么。这就是心灵微妙的变化的反映,诗人通过“又开封”这一动作,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振动和变化的缘由就是思乡的情感。从结构上说,这也不是单纯的平面层次,是由动作,反映出了心灵的微妙感受的变化。和“断肠人在天涯”,“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样的诗句表达的情思相比,这是一种内心微妙细腻的情思,诗人用最平易语言表达出来了,没有过多的渲染和修饰,也是感人至深的。
全诗一气贯成,明白如话,朴素而又真实地表达游子的心态。在消息传达不便的封建社会,长期客居异地的人常有类似的体验,一经诗人提炼,这件极平常的小事、极普通的题材就具有了代表性的意义。后人每每读到,常有感同身受之叹,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这首小词写一夜失眠的感受,较注重构思与技巧。它是《人间词甲稿》里的第一首,当是王国维的早期之作。
古诗写失眠比较直率,像《关睢》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像《古诗十九首》的“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都是直接说出来的。词人写失眠就不大喜欢直说,如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不言失眠而失眠自见。王国维这首词,也采用了温庭筠那种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
“点滴”的“空阶疏雨”和“迢递”的“严城更鼓”都不是足以影响人睡眠的声音。然而在寂静的春夜里,这两种若有节奏的声音一近一远互相应和,不免使睡不着的人更加心烦意乱,从而也就更加难以入睡。这两句是写景,但景中已触合有人的感受。
“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是说,好不容易才朦胧入梦了,可是一下子又从梦里惊醒。作者不直接说自己从梦中惊醒,而说梦被东风吹去。把抽象的、无形的梦说成似乎是有形的、可以被风吹动的东西,这又是一种故作曲折的技巧。“无据”,是“没有凭据”。这里所指的是“被东风吹去”的那个初成之梦,刚开始就结束了的梦。那么这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梦还是一个有关理想的梦。梦见的是“众中不惜搴帷问”的“天人”还是“摘得星辰顷满袖行”的“萦回岛屿”。诗人没有说,似乎也来不及去想。因为这时候窗外天空银河已经低垂,天很快就要亮了。
这么短的一首小词,能用比较委婉曲折的表现手法,来写出彻夜失眼的感受,可见作者在构思与技巧上下了一番工夫。但若论感情的分量,则显然不如《乙稿》中同样写彻夜失眠的那一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服时际”(《苏幕遮·倦凭栏》)。当然,《苏幕透》是一首悼亡词。作者在经受了生离死别的巨大打击之后彻夜悲恸以至恍惚迷离,那种感情并不需要任何巧妙的修辞技巧。
构思安排,只耍直接说出来就足以深深地感动读者了。另外“梦境无凭而梦亦难成”的这种构思其实也不是王国维的创造,它来自宋徽宗(燕山亭)词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正如一些学者曾指出过的,王国维有时喜欢套用或改造前人的句子。对于套用和改造的效果,我们当然要看具体的作品。但就这种做法来说,则显然也是一种对技巧和文采的刻意追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论词虽然尚五代北宋词的“天工”,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却并不排斥,有时还在刻意追求“人巧”。
此诗是古代大型舞乐《大武》的二成歌词。《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根据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周颂·武》一开头,就以最高亢最雄浑的歌喉对周武王做出了赞颂:“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盘剥国人,造炮烙酷刑以镇压异己,嬖爱妇人妲己,宠信佞臣费中、恶来,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即周文王),微子数谏不听而亡去,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佯狂为奴亦遭囚。纣王的倒行逆施,令百姓怨愤,令诸侯寒心。因此,周武王伐商,是一场反抗暴政的正义战争,是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它必然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拥护与欢迎、响应。此篇《颂》诗对周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赞美,尽管是站在周王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但也是同时代民众心声的反映,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不像后世郊庙歌词虚应故事的陈词滥调那么惹人厌烦。
在唱出开头两句颂歌后,诗人笔调一转,饮水思源,怀念起为克商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周文王来。文王(即西伯)被纣王囚禁羑里,因其臣闳夭等人献宝物给纣王而得赦免,他出来后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伐崇戡黎,建立丰邑,修德行善,礼贤下士,深得人心,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之。他为武王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使灭商立周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怀。“允文”云云,真是情见乎词。
诗的最后三句,直陈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伐商除暴的功绩,将第二句“无竞维烈”留下的悬念揭出,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使原本呆板的《颂》诗因此显得吞吐从容,涌动着一种高远宏大的气势。可以说,此诗是歌功颂德之作中的上品。
当然,《颂》诗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饰成分。武王伐商,诗中声称是为了“遏刘”,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残杀,拯民于水火。但战争是残酷的,所谓“圣人号兵者为凶器”(《六韬》)是也,牧野之战,《尚书·武成》有“流血飘杵”的记载,《逸周书·世俘》亦有“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的说法。所以崇尚仁义的孔子不免对之感到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