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此词上阕以秋景来衬托离别的悲伤。开头二句,一写往日离别,一写今日望归,双起单承。“秋风凄切伤离”,起句便切入题旨:点出“伤离”二字,总起全篇;以“秋风凄切”突出秋景的萧索和凄清,烘托出女主人公无限凄凉的心境。“行客未归时”具体说明伤离的缘由。天凉了,行人还未归来,叫人惦念,牵肠挂肚。由“伤离”到“未归”,可知女主人公其间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出语看似平淡,而词情酸楚,韵调悲凄。接着二句全由“未归时”展开,写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此二句托物寓情。思妇任由自己的想象,去捕捉“行客”的踪迹:他可能到了遥远的塞外而塞外早寒,现在该是衰草遍野,满目枯黄了。“草先衰”“雁到迟”,足见地远天遥。在时间与空间上回环跳跃,把殷切怀人的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塞外草先衰”,设想远人所在的地域状貌。此句实则仍从“秋风凄切”而来,因秋风的肃杀,故“草拂之而变色,木遭之而叶脱”“其色惨淡”“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欧阳修《秋声赋》)。在想象的悲凉秋景烘托下,女主人公伤别离的悲伤情怀,更见哀婉。“江南雁到迟”写思妇急切盼望远人归来的心情。由远及近,由“塞外”而“雁”,由“雁”而连接远人的书信,线条明晰,思远情致描摹深透,一种细腻之情洋溢字里行间。 句中“雁”字,语意双关:既是眼前江南雁未来的实景,又有雁书未到的埋怨。“到迟”二字,并非已到,而是还迟迟未到,人未归,书信也不来,更使人感到悲戚。其实,大雁何时北上何时南下,根据气候冷暖向有大致固定的时间,不能以人的愿望而改变,即便这一年,大雁归来的时间也未必真的就晚,完全是因为抒情主人公过于思念行客,才有这种纯属主观的感觉。词人这里写“雁到迟”正是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焦急等待,“写景而情在其中”(况周颐《蕙风词话》),将思妇盼”行客”早早归来的内在情感曲折而又强烈地表达出来。其实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远出的人因种种意外而误了归期,不能按约定时间返家,是很正常的事。思妇盼人未归,便盼雁书报信;可“雁书”也迟迟不到,她只得经受与“行客”长期分离的煎熬,其内心伤离的痛苦自然更深一层。
下阕集中笔墨刻画了思妇伤离而导致的身心之苦。过片二句写女主人公的愁苦形象:“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女子原本白里透红的娇嫩如芙蓉的脸庞,已经像凋败的荷花显得黯淡憔悴;原本弯曲细长的秀眉,也如枯萎的柳叶,失去了其固有的光泽和形状。嫩脸憔悴,愁眉懒画,皆因行客未归。按说“芙蓉如面柳如眉”是古代女子最美的标准,可这位女子的容貌如此不堪。这一方面证明了她的思念之苦,以致损伤精神;另一方面,说明女子因“行客未归”而无心妆奁,不施脂粉,懒画蛾眉,必然容颜憔悴。爱美是女子的天性,不管家境如何贫穷都拦不住女子对美的追求。古诗文中,多有女子借清水映面、采野花簪发的描写。然而这位女子化妆并非为美而美,而是为了取悦心中所爱之人,爱人不在,“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这两句就不仅写出了思妇伤离之情,而且写出了她对爱人的忠贞。结拍二句,总揽全章,纵笔写情:“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重又回到首句“秋风凄切伤离”的环境之中,情景交融,更显离情别绪的缠绵强烈。语语沉痛,字字泪珠,以歌当哭,哀思无限。“摇落”二字状凋残的秋景,如千古悲秋之祖宋玉的名句“悲哉秋之为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摇落的秋景,渲染烘托着悲伤的情调,眼前的秋景越是肃杀飘零,思妇的感情越是悲伤,甚至到了肝肠欲断的地步。但是,此中的痛苦与寂寞有谁知道呢?最后三字“谁得知”,仍然是思妇希望她“未归”的“行客”,得知她苦苦期盼的心情,早早归来。但实际上,思妇即便悲苦肠断,也是无人知道,无人同情,无人理解的。这就是女主人公最大的悲哀了。
温庭筠词作最常用的手法,是以绮丽华美的环境,凸显孤独女子的心情。这首词却与温庭筠大多数词作不同,它是以萧索凄楚的秋景衬托离情,将凄切的秋风飘零的草木,都写入词中,情景交融,形成质朴清峻的风格,达到令人神伤的效果,在温词中别具一格。
苏轼通过联想,在上阙运用以形象描写不同风格的音乐,从开始的轻柔旖旎,瞬间变为雄壮高扬,然后归于悠扬致远;在下阙则对比音乐本身,一是同一时间内,繁音细响与清越之声之对比,二是不同时间内,音乐之抑扬起伏的对比,添之以自己的感慨,使整首诗具备与原作不同的艺术韵味。
词先写乐声初发,仿佛一对青年男女在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亲昵地私语 ,谈爱说恨,卿卿我我,往复不已。“弹指泪和声”倒点一句,见出弹奏开始,音调轻柔而又哀怨。“忽变”三句,写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战士在鼓声下驰骋沙场,无人可挡。结尾的“回首”两句,以景物形容声情,把音乐形象化给人缥渺幽远之感,。"回首暮云远",让人联想起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之将士,也与上文中“轩昂勇士”相联系,将独立的音乐片段串起来。白云浮动,柳絮漂浮,若有若无,忽远忽近,难以捉摸,却逗人情思。
接着是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与啁哳之声相伴,唯独彩凤不鸣。这里写以凤凰不鸣,起到"留白"的特殊效果,也点出了深刻哲理:真正内涵的,从不在言语上夺人眼球。之后琴声在瞬息间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走进悬崖峭璧之中,脚登手攀,前行一寸,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正在步履维艰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飘然坠入深渊,弦音戛然而止。至此,词人确乎借助于语言,把这位乐师的高妙弹技逼真地再现出来了。最后五句,则是从听者心情的激动,反映出成功的弹奏所产生的感人的艺术效果。“指间风雨”,写弹者技艺之高,能兴风作雨;“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深,肠中忽而高寒、忽而酷热;并以“烦子”、“置我”等语,把双方紧密关联起来。音响之撼人,不仅使人坐立不宁 ,而且简直难以禁受,由于连连泣下,再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推手从归去”描写的是琴师奏完将琴推开的动作,也在其中暗示这诗人心中归隐的情怀。“无泪与君倾”,表现出诗人此时肠中之郁结,比起原诗中“湿衣泪滂滂”更为不堪较之,更为含蓄,也更为深沉,虽然无落泪,但是更加表现出心情的郁结。
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词人巧于取譬,他运用男女谈情说爱、勇士大呼猛进、飘荡的晚云飞絮、百鸟和鸣、攀高步险等等自然和生活现象,极力摹写音声节奏的抑扬起伏和变化,借以传达乐曲的感情色调和内容。这一系列含义丰富的比喻,变抽象为具体,把诉诸听觉的音节组合,转化为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这就不难唤起一种类比的联想,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末后再从音乐效果,进一步刻画弹技之高,笔墨精微神妙,可说与韩诗同一机杼,同入化境。
苏轼这首词的“隐括”,即把韩愈的诗文《听颖师弹琴》剪裁改曲词,虽保留了韩诗的总体构思和一些精彩的描绘,但又在内容、形式以及两者的结合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此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