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词写与情人的别后相思。上片起首二句以极其工整的六言对句,追忆昔日欢会的美好情景,温馨旖旎地写出了男女欢会这样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态:一对情侣,姹紫嫣红、争芳斗艳的小园深径里携手赏花,夜静人寂、凉风习习的幽雅斜廊上扶肩待月,卿卿我我,情意绵绵。这两句极其生动而概括。
接下来两句一反起首二句追忆欢会时的热烈缠绵,陡然转入当日回想时的悲凉,形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产生了动魂荡魄的艺术效果。上句以一“已”字,突出了惜别之际,稍作延伫,已经若有所失、怅然迷茫的悲哀;下句又以“不堪”二字相呼应加倍写出当日回想时的痛心疾首,凄婉欲绝。这两句与李商隐《锦瑟》诗中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谓意境相类,但各尽其妙。
上片四句,两句一层,情调大起大落。词人一开始就将欢会写得缠绵热烈,细腻逼真,然后当头棒喝,由热烈缠绵一下反跌到悲凉凄惨,形成情感洪流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使词作含义深远,余味无穷。
下片四句,笔法又有所不同。词人如剥笋一般,层层深入地具体说明往事不堪回首的原因。第一句“欲”字,是说自己主观上的愿望。和心上人分别之后,羁宦天涯,见面固然已属痴想;然而不料就连互通音问,互慰愁肠这一点愿望也由于人如天远,书无由达而落空。主观的愿望被客观的现实无情地击碎,这种情况下去回想旧日的欢会,这是一“不堪”。第二句“难”字,是客观环境对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对着孤灯,凄清寂寞,百无聊赖,漫漫长夜中咀嚼着分离的痛苦,当然会产生长夜如年那样难以销磨的无限感慨。这是二“不堪”。第三句“小窗风雨”是耳边所闻。听着风雨敲打窗扉之声,词人不禁肝肠俱碎。“碎”字极炼而似不炼,情景两兼,可称得上是著一字而境界全出。这是三不堪。第四句收束全词,以“更”透进一层,指出以上之种种,全发生;“孤舟枕上”,把羁旅愁思、宦途枨触与恋情打成一片。这是四“不堪”。这四“不堪”齐于一身,已使人难以承受,何况又纷至沓来,一时齐集。
全词用笔句句紧逼,用意层层深入,沉郁顿挫,情厚意婉,将主人公与恋人的别后相思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爱情词中的佳作。
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
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说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暮春三月春光撩人的时分,一个客居异地、卧病床褥、心绪烦乱的女人,纵使梁间双燕呢呢喃喃唱着悦耳的歌儿,帘外鲜艳的蔷薇藉着微风送进阵阵的幽香,在她苦思乡的芳心里,匪特不以婉转的燕语为悦耳,馥郁的花香为怡情;反怪燕儿有意撒娇叫个不休,蔷薇故为招展放散芬芳,特意搅扰她的苦恼烦闷心情似的。非但此也,就是个己的蓬松散乱的发髻,由于病中无力,梳整时也怪它太长了呢。象这样表现技术,岂是不懂女人心理的男子和学识不深的女人所能达到的。
这首诗在李清照雅致、雄浑、怨愤三大类,属于前者。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