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陆游八十年间万首诗，“数篇零落从军作，一寸凄凉报国心”，一直鼓舞着人们抗击外侮，保卫祖国；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际，更激起爱国者的共鸣。林景熙这首诗作于南宋刚灭亡时，他披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被陆诗深深地打动。诗中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和报国雄心，最后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诗将叙事与抒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雄浑而劲健。全诗言近旨远、意深辞婉，句句发自肺腑，缠绵中见悲壮，在林景熙诗中很有代表性。

　　全诗四句一韵，每韵为一段，表达一层意思。

　　第一段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说他相当于唐朝的杜甫。在写时，先标举杜甫的诗是诗史，然后举杜甫《杜鹃》诗中“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句为例，说明杜诗反映了国家动乱，诗的宗旨是忠君爱国。在此定论下，再述陆游诗与杜甫旗鼓相当，性质相同，高屋建瓴地肯定了陆游。这样开场，避免了低手直截浅露的写法，从远处逗起，稳重自然。诗中“旗鼓雄”、“摩其垒”二军事用语，又密合陆游诗“篇中十九从军乐”的内容风格。陆游一生敬仰杜甫，向杜甫学习，他在诗中多次这样说杜甫：“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这是在说杜甫，也是说自己。在林景熙前，刘应时《颐庵居士集》卷一《题放翁剑南集》也曾这样说：“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与林景熙一样，都把陆游比作当代杜甫，不仅十分恰当，也深得陆游本心。

　　第二段四句，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轻裘骏马成都花”，写陆游在乾道年间在四川任职的一段经历。陆游在成都为官时，曾写过《花时遍游诸家园》等赏花诗，所以林景熙拈出看花一事，以概括他入川经历。

　　“冰瓯雪碗建溪茶”，写陆游在福建事。陆游在淳熙年间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事，所以诗举饮茶事，既是因为福建是著名产茶区，陆游又官管茶叶收购的官，一语双关。这两句所写，一东一西，跨地极大，故用以代陆游宦迹。以下便以“承平麾节半海宇”作一总写，然后说他晚年退隐家乡鉴湖。通过四句诗，有分有合，精炼地概括了陆游的一生；“承平”二字，已将他难以报国的不得已隐藏在内，尤为春秋之笔。

　　第三段写陆游的报国雄心。承接上“承平”字，说他在承平时代无法实施自己的爱国抱负，上前线去杀敌，收复失土，只好沉湎诗酒，把满腔热忱通过诗歌来表达出来；而他胸中，时刻以未能手枭敌首为恨，所以空有豪情，眼睁睁地看着中原沦丧，无力挽救。这一段，隐曲地批判统治者苟且偷安，不图恢复，高度概括了陆游一生的心事。渴望杀敌是陆游诗的主旋律，这类诗在陆游集中俯拾皆是，这首诗中“床头孤剑”二句，就是反用了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句。

　　末段四句，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陆游当时是眼睁睁地看着沦陷的中原无力收复；林景熙所处的时候，中原依然沦陷，遥望北方，青山隐隐，笼罩在一片哀愁之中。

　　更令人揪心裂肺的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也已打破，国家已经灭亡，只剩下东南一带，还有残余的宋军在抵抗元人。因此，诗人感叹，国势已无法挽回，陆游的后裔确是见到了九州一统，然而是被敌人统一，他们在遵照陆游遗嘱家祭时又怎么向他禀告呢？这一段，“青山一发”是化用苏轼“青山一发是中原”句；末两句是本陆游《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写得沉痛之极。这时候，诗人已经把陆游的悲与自己的悲完全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充满着血泪。正如陈衍《宋诗精华录》所评的那样：“事有大谬不然者，乃至于此，悲哉！”

　　全诗把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所题的是陆游的诗集，但在赞诗时更重在赞人。诗写得一意相贯，层层推进，悲壮雄浑，同时善于概括，尤其是在成句的化用上，浑如生成，自然的当，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功力。

　　全诗三章。三章诗的开头都是写景。“汜”、“渚”、“沱”，上面的译文都从支流这一意义上翻译，而在弃妇心目中，这一条条不同的支流都是看得见的具体存在。她住在“汜”、“渚”、“沱”一带，她丈夫当年从水路而来，最后又从这些支流中的一条乘坐小船悄然离去。从表现手法说，各章的首句都是直陈其事，用的是赋体；从江水有支流，引出“之子归”的事实，则在赋体之中又兼有比兴的意味。

　　诗中的丈夫是一位薄情郎。在三章诗中，那弃妇分别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来诉说丈夫对她的薄情。“不我以”，是不一道回去；“不我与”，是行前不和“我”在一起；“不我过“，是有意回避，干脆不露面。丈夫在感情上是如此吝啬，做的是那样地恩尽义绝，无需再添加笔墨，其薄情薄意已如画出。

　　诗中的弃妇是一位自信心很强的女人。她相信自己在丈夫感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预言丈夫今日的背弃行为，日后必将在感情上受到自我惩罚，这就是各章结句所说的“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值得注意的是，丈夫将受到的感情上的自我惩罚与他背弃自己妻子的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我以”引出“悔”，“不我与”带来“处”，“不我过”导致“啸歌”。其愈是绝情，其后果也就愈加严重。当然，这只是弃妇一厢情愿的假想之辞。事实上，那男子很可能事过境迁，在感情上并不引起任何震动。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弃妇自信的论断日后是否会成为事实，而是隐藏在这一论断背后的弃妇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弃妇设想故夫日后会后悔今日的背弃行为，其中就隐含了弃妇对于夫妇关系重归于好的企盼；预言故夫今日的轻率必将招致日后的痛苦，这又泄露出弃妇恨过于爱的报复性的心态。这是她的软弱，也是她的坚强。由此决定了这首诗风格上的特点，既一唱三叹，极尽缠绵，又柔中见刚，沉着痛快。

　　此诗每章的前三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其中第三、四句重出——男子的薄情集中表现在这一句，女子的痛苦不幸也根源于这一句，因而采取了反覆咏叹的形式。重出的这一句子中的关键字，各章不同。从一章的“以”，一转而为二章的“与”，再转而为三章的“过”，愈转愈深，丈夫如何薄情，做妻子的又是如何痛苦不幸，都因了这一关键字的置换而得到一层深于一层的表现。全诗形式整齐，结构严谨，用字精审，笔法却极为自然，语言又十分浅近，达到了精工与自然、深入与浅出的完美结合，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平。

　　全诗以“江有汜”起兴，反复申述，大意是：不让我陪嫁，你会后悔的，你就痛苦去吧，你就一个人哭去吧。诗中“有”字为语助虚词，“汜”、“渚”、“沱”都是具体的水名，“以”、“与”、“过”都是动词，表示“陪同”（随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