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此诗前四句开门见山亮出矛盾,将龌龊小人与高怀旷士分列两句,形成对照。“小人自龌龊”构成全诗主脑,是后文穷形极相描绘的张本。在这两句写实诗前用“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两句来起兴,既有含义,又增添了文学情趣。蓼虫习惯了辛辣苦味,不喜欢堇葵的甘甜。这两句不仅是兴,而且也是比。其比的含义,前人或谓是指小人不知旷士之怀,犹如蓼虫不知葵堇之美;或谓是指旷士习惯于辛苦生涯,不以辛苦为非。细绎诗意,当以后说为是,因为“避”、“不言非”等语,并无贬义,而以苦为乐,从来就是豁达放旷之士的本色;只有小人,才是趋甘避苦之徒。
从“鸡鸣人城里”至“钟鸣犹未归”八句是此诗第二层,写“小人”的龌龊行为。“鸡鸣”“平旦”“日中”“钟鸣”是贯串八句的时间线索。其人物则是“冠盖”,他们的一天,从“平旦”起,天子的“禁门”刚刚打开,就蜂拥而至了。“纵横至”、“四方来”,来势汹涌如潮水,笔端带有揶揄调侃之意。乘他们车马驰骤之际,诗人迅速为他们的风尘尊容勾勒了一幅生动无比的漫画:“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这些颇有身分的人,他们的素带在急驰的大风中乱飘,华丽的帽缨上结聚了远道而来的尘埃。这幅画有色彩,有动态,有细节,形象传神,耐人品味。句中未著一字褒贬,却“写尽富贵人尘俗之状”(沈德潜《古诗源》),把角逐名利场者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不愧为神来之笔。他们到处奔竞,“日中”不可能会停止钻营。就连夜深“钟鸣”后他们犹未回家。一个“犹”字,有多少惊讶、感叹、挖苦之意。后汉安帝《禁夜行诏》云:“钟鸣漏尽,人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这里说“钟鸣未归”,可见奔竞日盛,古风荡然无存。
“夷世不可逢”以下是此诗第三层,记录了奔竞小人对道旁旷士的谈话,他们对旷士说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君王也是真正爱才的贤君。他英明的考虑出于自己的判断,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猜疑动摇。这些正经话出自小人之口,就显得肉麻阿谀与不伦不类,因而具有极大的讽刺性。接着,小人们又向旷士津津乐道地夸说起了进入仕途的容易和当官的好处。这四句是说才能之士只要有一言之美,片善之长,就会受贤君青睐,被封官赐爵,辞别田野,登上朝堂。而贤君爱才,岂但只赏赐白璧,还将仿效燕昭王筑黄金台来重金招聘你们呢。这四句虽是小人们的劝诱、夸说之辞,但也是他们一心只想升官发财的灵魂大曝光,写得真是笔锋辛辣,利如刀锥。“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最后,小人以嘲弄的口吻诘问旷士: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竟面对阳关大道还独自徘徊不前?全诗至此顿住。对于无耻小人的挑衅,诗人没有也不屑回答,但不回答并不等于没有答案。读者若试着掩卷思索,就会发现,答案已在开头“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之中了。这一结回应开头,使通篇皆活,旷士形象虽未著墨,但在对照中自显出其迥异小人的品格。这个结尾让应受嘲弄的人去厚颜嘲弄别人,真是幽默滑稽而有波澜,可谓味蕴言外,冷峻隽永。
《代放歌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歌录》曰:“《孤生子行》,亦曰《放歌行》。”《孤生子行》,又题作《孤儿行》,在乐府古辞中写的是孤儿备受兄嫂折磨,难与久居的内容。鲍照的拟作,旧瓶装新酒,用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这一乐府旧题的表现力。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勇气和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绍兴三十一年冬,虞允文击溃金主完颜亮的部队于采石矶,这是一次关系到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朝野振奋,国人欢呼,张孝祥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本词。
上片叙事。起首“雪洗虏尘静”充满胜利的痛快与喜悦,为全篇的情绪定调。采石之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洗雪“靖康之耻”,释解宋人痛失家国之恨,所以词人笔调轻快而充满了豪情,同时他为自己因受风云之阻未能奔赴前线而十分遣憾。“何人”二句,写他兴高采烈地命人吹奏军乐,欢庆胜利,然后用一系列的典故抒写怀抱。“湖人”三句,说明自己平生具有豪情壮志,对中原沦丧感到痛心,渴望恢复中原,目睹山河之异,亟欲一展平生抱负。夜间燃烛抚摸宝剑,心潮难平,想到曾在采石矶战胜金军,就如当年温峤燃烛照妖一样使金兵现出原形,心中就十分高兴。
下片抒情。开头巧妙地举出两大战役的名将,破曹的周瑜和击溃苻坚的谢玄以喻虞允文。虞和他们一样年丰力强而战功卓著,都是从容不迫地建立了功业。而现在物换斗移,时过境迁,他们的功业,已成历史陈迹,空余古战场供人凭吊。
当前江淮失地尚待收复,词人希望自己能奔赴战场,借宗悫乘风破浪和祖逖中流击楫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回应上片“风约楚云留”,以激昂奋发的情绪振起全篇,使全词结束在慷慨悲壮的激情之中。
全词闪耀着时代的光彩,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融入词中,自然贴切,舒卷自如。词人壮怀激烈,忧国情深,是一首洋溢着胜利喜悦抒发爱国激情的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