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这是一首思乡诗。作者在外居官多年，思念故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时，遇见了家乡来的人，便殷勤问起亲戚朋旧、居室池台、园林植树等情况，表达了恋念故乡的情思。

　　这首诗是写王绩绩在他乡遇到故人，内容虽然质朴平淡，但是意境隽永。开篇便营造了一种意境，将读者带人诗人寄居的大都当中。根据后人考证，此处所说的旅泊多年的城市应当是长安城，城里车水马龙、房屋鳞次的繁华留住了诗人的脚步，所以诗人才有感而发，到老了仍然没有想着回家。

　　诗写得颇有意境，一开头它就把读者带到诗人寓居的他乡京城里。这儿房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以致诗人在外旅居多年，到老了仍没有想回故乡，然而“乐不思蜀”只是表面的意思，继续读下去就可以发现“故乡”始终魂牵梦绕在诗人心中。诗人忽然在自己门前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故乡人，久别重逢，彼此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情不自禁地紧握着对方的手。接着客人被热情地请进了屋子，贤淑的主妇迅速准备好了洗尘的酒肴。座中，主客相谈十分亲热融洽。主人一个劲地询问着故乡的事。他首先问起亲朋好友，连他们的孩子都仔仔细细地询问到了。

　　接下去，到诗人开始询问自己的宗族的近况。王绩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弟弟，他的二哥是《古镜记》的作者，此外还有弟兄四人。王通死于大业年末，他的儿子王福畤(王勃之父)、王福郊以及其他子侄在王绩作这首诗时，大都在故乡，因此王诗说“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

　　接着，诗人一连提了许多问题，问到旧居、栽树、建房、种竹、植梅、渠水、石苔、园果、林花等等。而这一连串的提问，在表现了诗人关心故乡亲人的的迫切心情的同时，在人们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幅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图画。最后，诗人以叮嘱故人回答不要有顾虑和表示自己将告老回乡作结，娓娓动听，余韵无穷。王绩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他的不少诗作尽管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羁束的不满，但也往往表现出遗世独立、消极隐遁的思想。读罢这首诗，使人感到王绩一生虽有逃避醉乡的一面，但他又并非真如他所说的“长昏饮”，而是也有清醒和热爱生活的一面的。

　　诗中此处所用的连续提问法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这类诗文形式复原了先秦以及秦汉文学诗歌常用的形式，例如《诗经》的《行露》当中，虽然只有十五句，却连用九个问句，以增强文字语气，强调人物情感。本诗也用了类似的连续提问法，虽然跟古诗文用途不同，但是却充分强调了作者悲喜交集、惆怅与激动共存的的情绪。

　　不过，诗人虽然情绪激动，满心渴望了解家乡一草一木的变化，但是他却在最后四句当中诉说了自己的意愿。虽然羁旅在外只能问故人家乡如何，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答案，而是期盼着不久就回到家乡。亲自去走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游戏于田野故园当中，以解多年思乡之苦。

　　全诗质朴自然，并无雕砌的痕迹，平淡中见真味，含蓄中有深情，言浅而韵味无穷，一扫初唐诗坛的迤逦浮华的靡靡风气，正是王绩诗歌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塞梅著花未”显然是受了王绩此诗的影响。特别是前两句和最后一句，与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意思几近相同，末句同样采用提问法。但是，王维的《杂诗》所表达的乡情寄托在“塞梅”之上，而王绩的这首诗寄托情感的意象却比较多。

　　王绩的思想虽然受老庄影响颇深，不少诗作都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渴望自由遗世的意思，这首诗亦有些许逃避的意思。然而，诗中的画面和真情却打动人心，充满了对人情事理的热爱和依恋，显然并非牢骚之作，实则读来娓娓动人，余韵不绝。

　　这是张籍游成都时写的一首七绝，描写了成都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及繁华景象，流露出诗人对成都的眷恋之情。

　　锦江，以江水清澄、濯锦鲜明而著称。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兼繁华、幽美之胜。诗的前两句展现诗人顺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在绿水烟波的背景下，山头岭畔，荔枝垂红，四野飘溢清香。那如画的景色十分诱人。这两句写眼前景，景中含情，韵味深长，如跳动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上面写郊野景色，后两句则是由于“桥”和“酒家”的跳入眼帘，逗引起人们对市井繁华情况的想象。桥下水入岷江流至宜宾，与金沙江合为长江，东流直达南京，唐时商贾往来，船只很多。“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时酒家多留宿客人。读了这两句，使人由“万里桥”而想到远商近贾，商业兴盛，水陆繁忙；由“多酒家”想到游人往来，生意兴隆。最后说：游人呀，你究竟选择那一酒家留宿更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使人想到处处招待热情、家家朴实诚恳的风土人情和店店别具风味、各有诱人“闻香下马”的好酒。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

　　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张籍此诗，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别是后二句，近似口语，却意味深远，读后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诗人既善于抓住富于特征的一般景物，又善于抓住思绪中最闪光的一瞬间——“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样就能使一篇之朴，养一句之神；一句之灵，回一篇之运。这就是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之风格所在，也是诗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

　　徐熥为闽人，他的诗秉承林鸿、高秉、郑善夫等闽派诗人遗风，宗法盛唐，七绝质朴委婉，在明代诗人中，是佼佼者。

　　这首诗写征途春寒，写邮亭残花，渲染的是冷寂的氛围，抒发的是萧索的情调，全然没有春光明媚、春花艳丽的春天意象。在这里，春的意象之所以被诗人有意变形，旨在衬托“亭前来往客”，羁旅生涯之辛酸，反衬故园春花之可爱，安居家乡之幸福。此诗反映的是无数旅途中人共有的孤单，清寂的心境。

　　首句交待季节与环境，渲染气氛。诗人奔波于征途，碰上细雨蒙蒙的天气，感到春寒料峭。次句自然地点示诗人为之感兴的主要物象——残花，并且是在片片地飞，飞到诗人的马上丽残了。这两句通过细致具体的景物动态的刻画，已将满腔怅惘惜春之情寄寓其中。

　　三、四句陡转，诗人突然向亭前来往客人发问：你们之中，能有几人是在故园看花的呢？如此一问，立即使诗意升华到一个高度，从一般的惜春之情转向怀乡之情，并且是那样地诚挚，那样地浓郁。令人不觉要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