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是借牛郎织女故事发端,表现人与人遇合的困难。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在中国长期流传的美好传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两颗星宿隔着天河相望,每隔一年时间才能在七月初七的夜晚在乌鹊搭成的桥上相会一次。二人的阻隔本是在外来势力的强压下才形成的,但诗人却翻陈出新,说恐怕是神仙们爱好别离,才故意将相会的时期安排得这么远。从这两句诗中,可以隐约地体察到诗人的这种心情:他和令狐绹的隔膜已经很久,此次进京又经过了许多周折,费了许多唇舌。现在才渐渐有了转机,所以他觉得时间太长,但必定算有了希望,这便是“迢递作佳期”的含义,语中微露喜悦之情又暗寓自我调侃的意味。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作金风玉露时。”二句说,佳人的相会作经过耐心的等待,需作在一定的良辰里才能实现。前句表地点,后句指时间。“金风”表明时间为秋季,暗合七月在初秋之义。
“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描绘双方盼望相会时的焦急心情。“渐移”表现嫌时间过得太慢。这两句诗是说,二人急切地盼望着相会时刻的到来,可是那漏壶中的刻箭却移动得非常缓慢,他们焦灼地相望了很久很久,然而那些连接两岸的云气尚未接通,所以他们迟迟也未能过河相会。这两句诗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在获得补太学博士的职务后,希望再有新的提升,还在焦急地渴盼着。张采田解释这两句诗说“属望尚奢”,是有道理的。
最后两句内容含量更大,思想感情也比较复杂。诗人在这里又拈出七夕的故事与习俗。这两句诗的表面意思是说,牛郎织女得以相会,怎么能不想作报答乌鹊架桥的功德呢?但是为了心灵手巧,人们还是向蜘蛛乞求,希望它把丝套在瓜果上以带来巧慧。若再加以解析的话,前句是借用乌鹊填河成桥以渡织女的故事来暗喻自己是通过令狐绹的引荐搭桥才谋得官职的,对此事当然有心意作感激报答其恩德。后句一转,意谓尽管如此,但我所得到的仅仅是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只有再作别的打算了。联系李商隐后来的行踪,这两句诗的语意就更明白了。补太学博士后不久,李商隐就离开此职,到由河南尹改镇东蜀的柳仲鄄幕府中任节度书记,十月改判上军,不久又升任检校工部郎中。这便可证明李商隐对令狐绹的举荐虽有一定的感激之情,但对其职位并不满意。他可能当时已在另寻出路,开始向“蜘蛛乞巧丝”了。
此诗的表现方法非常高明。诗人即事即景抒情,将有关节日的传说、习俗与自己的处境、思想感情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借彼言此,既是彼又是此,使二者妙合无垠、浑然一体。从表面意义来看,诗人是在写“七夕”节日的情景,从古老的传说故事到一直延续的民间风俗乃至于当时的客观景象都概括了进去。若仔细品味,诗人在这形象的描述中又寄托了很深的寓意,将自己当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含蓄地倾述出来,缠绵委婉,余味无穷,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另外,诗人利用谐音双关的手法,用“巧丝”来谐“巧思”,也增加了此诗的情趣。
时值盛夏,诗人落第还乡,虽然早早就起床,却直到中午才出门。“树夹炎风路,行人正午稀。”首联描写天气、时间和地点,作者屡次落第,自觉无颜面对熟人,于是就在正午时出发。虽然汗流浃背,却少了一些烦恼。
多年在外流浪,虽然非常想家,但是仕途上没有着落,诗人觉得愧对家人,于是能拖就拖,一来是省些盘缠,二来也因为交通不便,最主要的是怕听到父母唠叨,更怕看妻子脸色。可是他现在确实感到累了,也就无所顾忌了。
诗人不顾炎热,一路跋涉,终于走到一处林荫茂密的地方,便想喘口气。“初蝉数声起,戏蝶一团飞。”蝉儿在枝间肆无忌惮地鸣叫,仿佛希望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根本不管外界的感受。蝴蝶在阳光下闪亮着翅膀,同伴之间也任意地戏耍,毫不在意旁边有人在注视着它们。
热风扑面、蝉声鸣噪,作者以景衬情, 却彰显出内心的愁闷。诗人在心中默想,若是回到童年时光,自己一定会爬到树上,或是追赶蝴蝶。而如今他只会旁观,而且更感到孤寂。
作者心情低落,看见眼前的景象,也觉得无比怅惘,“日色欺清镜,槐膏点白衣。”这里采用拟人手法,作者用一个“欺”字,传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日光照射到水面,诗人却感到刺眼,仿佛太阳也欺人太甚。其实都是自己情感的投射,因为落第而感到不悦,于是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槐膏”二字,照应首句中的“炎”字,也委婉地展现出诗人对于这样的天气叫苦不迭,加上人生到了低谷,几乎就快挺不住了。
前三联写景,尾联抒发感慨,“无成归故里,自觉少光辉。”作者直抒胸臆,前后相承,水到渠成地抒发了情感。“归故里”三字,进行了概括,交代了这些都是作者夏日归途所见之景。
诗人并非要强,古代书生除了参加科举,没有别的出路。而贫寒之家为了改变命运,省吃俭用,也让学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唯有金榜题名、仕途成功,才能对得住全家人的辛苦付出。所以“少光辉”三字,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却饱含了辛酸和泪水。
诗人李廓名不经转,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似乎也是司空见惯,可是这首诗却道出了很多寒士的悲凉心境。诗人孟郊若不是感到进士及第太不容易,也不会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诗鬼李贺也因为未能如愿,才一直闷闷不乐,最后悲惨的结局也令人唏嘘。
作者在这首诗中将议论、描写、抒情、叙事紧密结合,并交替使用这几种表达方式,既呈现了形象的画面,又含蓄地表达了凄楚的心境,不愧为唐诗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