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贺集中,这首诗的写法是很独特的。
李贺作诗取法于《楚辞》早已是定论,至于有人说李贺之诗“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褒扬亦甚。可能是李贺太喜欢标新立异的缘故吧,其诗趣实迥异于楚《骚》,走入幽冷鬼怪一路。从而人们往往忽视李贺也曾从南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过养料。这首《绿水词》就是明证。在这首诗中,诗人不仅在内容上与南朝乐府多言男欢女爱相一致,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素来喜用幽冷孤凄的字眼的诗人此番一反常态,诗歌所显现出来的情感是明快的,且多效仿南朝民歌近乎口语化的语言,很多词语还直接取自于乐府民歌,读来清新可爱。素性忧郁的诗人难得有这般轻快的心情。虽然此诗的主题,是良夜思忆所欢,中间渗透着一丝淡淡的苦味,但这在李贺已是很少见的了。
除了李贺在此诗中的“取径”南朝乐府问题外,诗句本身几乎不用加以解释了。“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梁武帝有诗云:“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又有人据别书说阿侯是妓女,此句则指诗人所想念的女子。梁武帝的诗很明显是从民歌中汲取养料的,阿侯也许是当时民间所传的人物。李贺此诗的第三句又从汉李延年的诗中化出。李延年原是伶人,其诗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李贺这里反其意而用之。“为有倾人色,翻成足愁苦。”相思不已,又无从寻觅,诗人心中因惦念她而产生许多遐想:也许她正在“东湖采莲叶”,又可能她在“南湖拔蒲根”。她采的莲叶会给哪个人呢?“未持寄小姑”,意谓:不要先送给她的姐妹们。“且持感愁魂”,感愁魂是说诗人苦苦地思念她为她而忧愁。意谓:她该先把莲叶拿来送给诗人。
比较一下南北朝时的《采莲童曲》:“东湖扶菰童,西湖采菱芰。不持歌作乐,为持解愁思。”不难发现,李贺此诗的后半首与这首民歌的措词、含意非常相似。李贺平时作诗冥思苦索、呕心沥血,奇峭的风格往往使人们忘记李贺创作时曾那样苦心孤诣、曾经精心雕琢,但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以见出他因刻意求工而露出那份雕琢的痕迹来的,而以这样洗炼、明快的语言表达诗人缠绵悱恻的情感,在李贺实为难得。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