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这首诗写作者到边地见到壮丽景色,抒发立功报国的壮志。全诗一气呵成,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昂扬情调。
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称燕地,用以泛指平卢、范阳这一带。“燕台一去”犹说“一到燕台”,四字倒装,固然是诗律中平仄声排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起笔即用一个壮大的地名,能增加全诗的气势。诗人初来闻名已久的边塞重镇,游目纵观,眼前是辽阔的天宇,险要的山川,不禁激情满怀。一个“惊”字,道出他这个远道而来的客子的特有感受。这是前半首主意所在,开出下文三句。
客心因何而惊呢?首先是因为汉家大将营中,吹笳击鼓,喧声重叠。此句运用南朝梁人曹景宗的诗意:“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表现军营中号令之严肃。但仅仅如此,还未足以体现这个“惊”字。三四两句更进一步,写这笳鼓之声,是在严冬初晓之时发出的。冬季本已甚寒,何况又下雪,何况又是多少天来的积雪,何况又不止一处两处的雪,而是连绵千万里的雪;这些雪下得如此之广,又积得如此之厚,不说它是怎样的冷了,就是雪上反映出的寒光,也足以令人两眼生花。“万里寒光生积雪”这一句就这样分作四层,来托出一个“惊”字。这是往远处望。至于向高处望,则见朦胧曙色中,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唯独高悬的旗帜在半空中猎猎飘扬。这种肃穆的景象,暗写出汉将营中庄重的气派和严整的军容。边防地带如此的形势和气氛,自然令诗人心灵震撼了。
以上四句已将“惊”字写足,五六两句便转。处在条件如此艰苦。责任如此重大的情况下,边防军队却是意气昂扬。笳鼓喧喧已显出军威赫然,而况烽火燃处,紧与胡地月光相连,雪光、月光、火光三者交织成一片,不仅没有塞上苦寒的悲凉景象,而且壮伟异常。这是向前方望。“沙场烽火连胡月”是进攻的态势。诗人又向周围望:“海畔云山拥蓟城”,又是那么稳如磐石。蓟门的南侧是渤海,北翼是燕山山脉,带山襟海,就像天生是来拱卫大唐的边疆重镇的。这是说防守的形势。这两句,一句写攻,一句说守;一句人事,一句地形。在这样有力有利气势的感染下,便从惊转入不惊,于是领出下面两句,写“望”后之感。诗人虽则早年并不如东汉时定远侯班超初为佣书吏(在官府中抄写公文),后来投笔从戎,定西域三十六国,可是见此三边壮气,却也雄心勃勃,要学西汉时济南书生终军,向皇帝请发长缨,缚番王来朝,立一下奇功了。末联连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投笔从戎":东汉班超原在官府抄公文,一日,感叹说,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后来果然在处理边事上立了大功。第二个是"终军请缨":终军向皇帝请求出使南越说服归附,为表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请皇帝赐给长带子,说是在捆南越王时要用它。祖咏用了这两个典故,意思很明白,更有豪气顿生之感。末二句一反起句的“客心惊”,水到渠成,完满地结束全诗。
这首诗从军事上落笔,着力勾画山川形胜,意象雄伟阔大。全诗紧扣一个“望”字,写望中所见,抒望中所感,格调高昂,感奋人心。诗中多用实字,全然没有堆砌凑泊之感;意转而辞句中却不露转折之痕,于笔仗端凝之中,有气脉空灵之妙。此即骈文家所谓“潜气内转”,亦即古文家所谓“突接”,正是盛唐诗人的绝技。
诗的前两句,高度凝练地追述了杜甫亲身遭际的战乱背景。由于唐玄宗晚年的淫奢昏聩,触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原大地顿时惊惶纷乱,两京相继失陷,玄宗仓猝奔蜀,多年的繁华景象化作一片狼烟胡尘,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从此一去不返。这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也是对当世中原沦陷、金人主北的现实形势的概括。诗人巧妙地抓住了历史惊人重复的现象,在追念怀古的同时,又曲折地反映了当今国土沦丧的时世,一箭双雕,天衣无缝。正如《唐宋诗醇》引张完臣所云: “‘草草’二字,状尽衰世景象,谓之咏少陵可,谓之自咏亦可。”
诗的后两句,概写杜甫乱后的遭遇及晚年寄居于此的情状。当年肃宗初立,杜甫自沦陌的长安潜逃奔风翔投效,任左拾遗。长安光复,又随驾入京。可是这样忠心为国的老臣,却因疏救宰相房瑭而不公正地被贬官华州司功参军。适又遭受大饥荒,被迫奔蜀,流落西南。报国济世壮志不酬,忧国忧民之情难消,悲愤哀凉,辗转万里。晚年时,穷困潦倒、贫病交迫,于是买舟东下归里。陆游在龙兴寺凭吊当年杜甫的寓居时,不禁联想当时情势,想象那时的诗圣在此的情状,老诗人面对凄凉萧瑟的秋景,怀着孤寂、悲凉、忧愤的心境,独伫寺门,谛听阵阵汹涌悲壮的江涛声。陆游在诗后自注云: “以少陵诗考之,盖以秋冬间寓此州也。寺门闻江声甚壮。”陆游与杜甫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际十分类似,两人的理想,追求与爱国精神也毫无二致,因而这阵阵江声同样敲击着不同时代两位大诗人的心房,悲壮呜咽的江涛正是他们真实心声的共同写照。涛声将大自然的景与诗人的情交融应合,也将古今两位大诗人的心灵交融应合,吊古即是抒今,借前人之情来抒发自身的悲愤,大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的深沉感慨。
全诗吊古伤今,借历史喻现实,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情怀。意境是博大的,一实一虚,是两个时代的缩影。画面是广阔的,万里风烟入画幅。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诗人善于把诗歌从千军急进的宏大战役,浪迹万里的苦难历程,一下缩小到龙兴寺门前,画出孤独者倚门而立,侧耳而听的死象,成为特写镜头。江水在奔啸,人物在静听,一静一动,为全诗创造了感伤的气氛,加浓了诗情。诗的风格,沉雄中不乏细腻;诗的结构,紧密中显得松活,诗的语言,雄浑中透出朴素之美,确是一首吊古佳作。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