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澹”(《诗薮》外编卷四),确实抓住了他的特点。另外张九龄在被贬所作的诗基本上不悲伤,往往充满了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显示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情趣。
此诗首联描绘了树木繁茂、落霞与夕阳交相辉映的春江晚景,色彩艳丽,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喜悦的心情;颔联则直接抒发作者在征路上见到美景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颈联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尾联复写春江景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首联写景,江畔林木茂盛,花儿盛开;天上云朵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虽然化用谢灵运诗句,但是没有谢的玄气和故作高深,非常自然,仿佛信口吟来,令人感到亲切。
三四句用虚笔。征行逢此佳景,惊喜之情顿生。五六句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中间两联路写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补写春江景色,而“眇然“意自见。尾联复写春江景色。结句,以景物收束,余韵不尽,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胡震亨评论说,张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九龄确可称为盛唐神韵诗派的开山作家,一出手就区别于六朝清远诗人,为后来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树立了标范。
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古时进贡荔枝事。历史上把荔枝作为贡品,最著名的是汉和帝永元年间及唐玄宗天宝年间。“十里”四句,写汉和帝时,朝廷令交州进献荔枝,在短途内置驿站以便飞快地运送,使送荔枝的人累死摔死在路上的不计其数。“飞车”四句,写唐玄宗时令四川进献荔枝,派飞骑送来,到长安时,还是新鲜得如刚采下来一样,朝廷为了博杨贵妃开口一笑,不顾为此而死去多少人。这一段,抓住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点,在运输要求快捷上做文章,指出朝廷为饱口福而草菅人命。这一点,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已作了描写,苏诗中“知是荔支龙眼来”、“宫中美人一破颜”句就是从杜牧诗中化出。但杜牧诗精警,苏诗用赋体,坐实了说,博大雄深,二者各有不同。
“永元”起八句是第二段,转入议论感慨。诗人以无比愤慨的心情,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诛伐李林甫之类,媚上取宠,百姓恨之入骨,愿生吃其肉;感叹朝廷中少了像唐羌那样敢于直谏的名臣。于是,他想到,宁愿上天不要生出这类可口的珍品,使得百姓不堪负担,只要风调雨顺,人们能吃饱穿暖就行了。这段布局很巧,“永元”句总结第一段前四句汉贡荔枝事,“天宝”句总结后四句唐贡荔枝事,“至今”句就唐事发议论,“无人”句就汉事发议论,互为交叉,错合参差,然后用“我愿”四句作总束,承前启后。
“君不见”起八句是第三段,写近时事。由古时的奸臣,诗人想到了近时的奸臣;由古时戕害百姓的荔枝,诗人想到了近时戕害百姓的各种贡品。诗便进一步引申上述的感叹,举现实来证明,先说了武夷茶,又说了洛阳牡丹花。这段对统治者的鞭挞与第一、二段意旨相同,但由于说的是眼前事,所以批判得很有分寸。诗指责奸臣而不指责皇帝,是诗家为尊者讳的传统。就像杜甫《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写安史之乱而为玄宗开释;李白《巴陵送贾舍人》“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写才士被贬,反说皇帝大度。苏轼在这里用的也是这种“春秋笔法”,很显然,他不仅反对佞臣媚上,对皇帝接受佞臣的进贡,开上行下效之风,使百姓蒙受苦难,他也是十分不满的。这一段,如奇军突起,忽然完全撇开诗所吟咏的荔枝,杂取眼前事,随手挥洒,开拓广泛,且写得波折分明,令人应接不暇。而诗人胸中郁勃之气,一泻而出,出没开阖,极似杜诗。
全诗有叙有议,不为题囿,带有诗史的性质,因此清方东树等的赞誉。
此诗以轻松平淡语言作侧面讥刺。前两句叹牡丹价格昂贵而豪家权门挥金如土满不在乎。三句转出,末句直抑。以物比物,写牡丹花与普通蜀葵花差不多。全诗谴责官僚贵族豪华奢侈,任意挥霍民膏民血,同时流露出反对奢靡浪费和对民生疾苦的隐忧关心之情。
“近来无奈社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一开始写出了自己爱花而又无钱买花的矛盾心情。“无奈牡丹何”,即对壮丹无可奈何之意。造成这种状况,作者交待了原因:数十千钱买一颗。用“数十千钱”与“一颗”,在数字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了花的昂贵,其中已经揭示了买花富人的享乐,以及百姓的贫苦。正如白居易写的“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竟相当于“五束素”匹帛,“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一丛艳丽的鲜花,竟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这无可奈何之谙中,蕴藏着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
尽管花的声誉这么高,看来作者无力买花,因而难得赏玩。因为最后他写道: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较多”,到令天他才分明看到,牡丹花与普通的戎葵差不多。陈标《蜀葵》诗曰:“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案。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闲处只缘多。”农村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乡下姑娘喜欢风仙饼子花,处处人家都有它,城里姑娘喜欢牡丹富贵花,三天一过眼巴巴”,这都说明蜀葵这种花相当普通,品级很低。作者在这里将富贵之花壮丹同普通的蜀葵作一对比,认为这两者差不多。简直是震聋发聩。实际上潜台词是:牡丹花也不过如此,何必不顾民生疾苦,将价格抬得如此昂贵呢?言外之意尖锐讽刺了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
咏牡丹的诗多写其艳丽不凡和高贵风格,这首诗一反常笔,表现了作者新奇立意。一个‘始”字,“也”字,寄寓了作者深沉的感慨。全诗无一明显论褒贬之词,然而诗人的好恶之情却又得以充分表现,足见诗人手法之妙。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该诗一破常格,入笔即叙自己登临太湖的感受。诗人来到太湖岸畔,大约是在夜间。这片义师聚居的水泽之乡,一年来遭受清军的多次围剿和争夺,已变得何其荒芜;岸畔的村墟,长满了荆棘和木丛;惨淡的夜色中,时时如闻几多新鬼的哀哭之声!“登临泽国半荆榛,战伐年年鬼哭新”,这就是诗人向九泉下的故人所倾诉的感慨——时局是严峻的,义师的再起,正处在艰难而悲壮的环境之中。这样开篇初读似乎显得突兀,其实正显示了志士间相忆相念的不同凡俗之风:诗人知道,此刻亡友英灵最关注的,应该就是神州陆沉的时局,而不是多愁善感的往事重提。
接着两句,向亡友描述自己的生活景象:“一水晴波青翰舫,孤灯暮雨白纶巾。”作为暮府参谋,诗人白天常常侍从吴易,乘坐青翰大船,出没于晴光潋滟的太湖,巡视各处的防御,筹划破敌之策;在傍晚的雨声中,则常常头戴白纶之巾,挑亮一盏油灯,孜孜研读兵书或谍报。两句所展现的景象,虽有朝幕、晴雨的不同,而诗人那少年参谋的奕奕风采,则因了“晴波”“孤灯”的烘托,“青翰舫”、“白纶巾”的映衬,便意态潇洒地凸现在了诗中,流露了能为抗清事业效力的深切自豪之情。不过,从形象表现来说,这对仗工整、情景如画的两句描绘,更显得气韵生动。
在诗人参与吴易幕府之前,便已经历过松江起兵和吴志葵、鲁之屿的攻打苏州之役。可痛的是,这些难忘的起兵,均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溃败。诗人的复明壮志未酬,先就目睹了许多反清志士前仆后继、喋血国门的壮烈情景。当这些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时,诗人戚然而悲、啸叹不已!“何时壮志酬明主,几日浮生哭故人”二句,正以突发的啸叹,震荡了全诗,表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深切悲慨和痛苦。
但令诗人感到欣慰的是,此次义师的再起太湖,气象殊为壮观。沈泮、李势、周瑞、陈继等诸路义军,纷纷来聚,一时间声势大振。义师对付清兵,也采取了彼出我归、彼归我出的灵活战术,使敌寇只能望洋兴叹。接着便挥师东向,攻入嘉善、吴江,后“又与苏郡兵战于汾湖,斩获过当”(见王云所续《陈子龙年谱》,收《陈子龙诗集》)。这些振奋人心的喜讯,也是诗人急于告诉九泉之下的亡友的,并对抗清大业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反清的义师将会如潜龙一样,破浪而起,腾飞在万里云天。
此诗在战伐鬼哭、孤灯暮雨的悲凉境界中几经盘折,终于在结尾化作了充满信心的高唱。一位处在艰难境地中的少年,虽然历尽悲苦,仍能有此乐观的战斗精神——这正是“湖海多豪气”的夏完淳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