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