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通过琴台及其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爱情故事，表现了诗人对真挚爱情的赞美。前两联先从相如与文君的晚年生活着墨，后回溯到他俩的年轻时代，写他俩始终不渝的真挚爱情；颈联由眼前之景联想，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尾联写相如与文君违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继起了，诗人深深地了解相如与文君，发出了这种千古知音的慨叹。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从相如与文君的晚年生活着墨，写他俩始终不渝的真挚爱情。这两句是说，司马相如虽已年老多病，而对文君仍然怀着热烈的爱，一如当初，丝毫没有衰减。短短二句，不同寻常，用相如、文君晚年的相爱弥深，暗点他们当年琴心相结的爱情的美好。

　　“酒肆人间世”一句，笔锋陡转，从相如、文君的晚年生活，回溯到他俩的年轻时代。司马相如因爱慕蜀地富人卓王孙孀居的女儿文君，在琴台上弹《凤求凰》的琴曲以通意，文君为琴音所动，夜奔相如。这事遭到卓王孙的竭力反对，不给他们任何嫁妆和财礼，但两人决不屈服。相如家徒四壁，生活困窘，夫妻俩便开了个酒店，以卖酒营生。“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一个文弱书生，一个富户千金，竟以“酒肆”来蔑视世俗礼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诗人对此情不自禁地表示了赞赏。

　　“琴台日暮云”句，则又回到诗人远眺之所见，景中有情，耐人寻味。我们可以想象，诗人默默徘徊于琴台之上，眺望暮霭碧云，心中自有多少追怀歆羡之情。“日暮云”用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语，感慨今日空见琴台，文君安在，引出下联对“野花”、“蔓草”的联翩浮想。这一联，诗人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酒肆”、“琴台”这两个富有代表性的事物，既体现了相如那种倜傥慢世的性格，又表现出他与文君爱情的执着。

　　前四句诗，在大开大阖、陡起陡转的叙写中，从晚年回溯到年轻时代，从追怀古迹到心中思慕，纵横驰骋，而又紧相钩连，情景俱出，而又神思邈邈。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两句，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相如的神彩则伴随文君的出现而不写自见。两句是从“琴台日暮云”的抬头仰观而回到眼前之景：看到琴台旁一丛丛美丽的野花，使作者联想到它仿佛是文君当年脸颊上的笑靥；一丛丛嫩绿的蔓草，仿佛是文君昔日所着的碧罗裙。这一联是写由眼前景引起的，出现在诗人眼中的幻象。这种联想，既有真实感，又富有浪漫气息，宛似文君满面花般笑靥，身着碧草色罗裙已经飘然悄临。

　　结尾“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两句，明快有力地点出全诗主题。这两句是说，相如、文君反抗世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继起了。诗人在凭吊琴台时，其思想感情也是和相如的《琴歌》紧紧相连的。《琴歌》中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颉颉颃颃兮共翱翔。”正因为诗人深深地了解相如与文君，才能发出这种千古知音的慨叹。这里，一则是说琴声已不可再得而闻；一则是说后世知音之少。因此，《琴歌》中所含之意，在诗人眼中决不是一般后世轻薄之士慕羡风流，而是“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的那种值得千古传诵的真情至爱。

　　这首诗在人物描写、典故运用方面很是成功，诗写得语言朴素自然而意境深远，感情真挚。在艺术上，首先，人物描写生动形象，十分传神。其次，典故的运用，借他人之情表自己之意。再次，时空跨越，意境深远。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首联点明诗题“忆”字。以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借指住一，既暗写其不凡，又表达了仰慕之情。为了合乎格律，诗人将晓钟加以倒装，以“钟晓”出之，此句写诗人听到京城的晓钟后，联想起住一所居山寺的钟声，想起久别的朋友。由于寺院的晓钟对于尘世中凡夫俗子来说，既宣告着宁静安详的结束，又预示着喧嚣熙攘的到来，往往最能打动人心，而感觉敏锐的诗人更能由此激起其内心的深层次体验，回忆起过往的相关人事，因此，本诗的“钟晓”意象也就能加入到对后世读者影响深远的唐诗钟声意象群落之中，成为唐代文学的一部分。尾联从”忆”字着笔，写两人在前一年的冬季，聚首青灯古寺，品茗吟诗，围炉夜话。以“炉烟”之“消尽”、“寒灯”之“晦”的物态变化来写夜色深晚，从时间上久写畅叙未眠之状，表达两人情谊之深。结句为一奇境宕出，写两人彻夜畅叙后清晨所见之雪景——馒天皆白，雪压松枝，好一个银色世界，好一个傲写青松。这景色不仅表现环境清绝高洁，而且还富合着住一不染一尘的高洁出世形象。

　　此诗构思巧妙，其一表现为以东晋高僧慧远作比，其二表现为景物烘托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全诗除首句“别远公”外，无一语言及住一，然而“炉烟”、“寒松”、“童子”、“雪松”及山寺晓钟声中无不有其人在。

　　朱淑真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词人，这首词写一位闺中女子（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在明媚的春光中，回首往事而愁绪万端。

　　上片“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两句，描绘出一幅风和日丽，花香怡人的春日美景。“迟迟春日”语出《诗经·七月》“春日迟迟”，“迟迟”指日长而暖。“弄轻柔”三字，言和煦的阳光在抚弄着杨柳的柔枝嫩条。秦观《江城子》词：“西城杨柳弄春柔。”“弄”字下得很妙，形象生动鲜明。对此良辰美景，主人公信步走在花间小径上，一股暗香扑鼻而来，令人心醉，春天多么美好啊！但是好景不长，清明过后，却遇上阴霾的天气，云雾笼罩着朱阁绣户，犹如给女主人公的内心罩上了一层愁雾，使她想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看来开头所写的春光明媚，并不是眼前之景，而是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不然和煦的阳光与云雾是很难统一在一个画面上，也很难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云锁朱楼”的“锁”字，是一句之眼，它除了给读者云雾压楼的阴霾感觉以外，还具有锁在深闺的女子不得自由的象喻性。“锁”字蕴含丰富，将阴云四布的天气、深闺女子的被禁锢和心头的郁闷，尽括其中。

　　下片着重表现的是女主人公的春愁。这种春愁是由黄莺的啼叫唤起的。大凡心绪不佳的女子，最易闻鸟啼而惊心，故唐诗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之句。试想一个愁绪万端的女子，在百无聊赖之时，只好在午睡中消磨时光，午睡醒来，听到窗外莺声巧啭。不禁唤起了她的春愁。黄莺在何处啼叫呢？是在绿杨影里，还是在海棠亭畔，抑或是在红杏梢头呢？自问自答，颇耐人玩味。

　　这首词笔触轻柔细腻，语言婉丽自然。作者用鸟语花香来反衬自己的惆怅，这是以乐景写哀的手法。作者在写景上不断变换画面，从明媚的春日，到阴霾的天气；时间上从清明之前，写到清明之后；有眼前的感受，也有往事的回忆。既有感到的暖意，嗅到馨香，也有听到的莺啼，看到的色彩。通过它们表现女主人公细腻的感情波澜。下片词的自问自答，更是妙趣横生。词人将静态的“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引入黄莺的巧啭，静中有动、寂中有声，化静态美为动态美，使读者仿佛听到莺啼之声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播到另一个地方，使鸟啼之声富于立体感和流动感。这是非常美的意境创造。以听觉写鸟声的流动，使人辨别不出鸟鸣何处，词人的春愁，也像飞鸣的流莺，忽儿在东，忽儿在西，说不清准确的位置。这莫可名状的愁怨，词人并不说破，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补充。

　　这首诗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咏傀儡以言情，形象生动，耐人咀嚼。诗题《咏傀儡》，意为吟咏木偶戏中的木偶。诗的前两句“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鲍老”，是宋代戏剧中的角色；“郭郎”，是戏剧中的丑角，诗中系指木偶戏中的木偶。这里，着墨无多，却使鲍老与郭郎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人写鲍老，突出一个“笑”字；写郭郎，则紧扣其“舞袖太郎当”（衣服宽大，与身材不称）。透过这两行诗，我们仿佛目睹鲍老当筵笑郭郎的笑容，耳闻其笑语，也仿佛看到郭郎甩动着宽长的衣袖机械起舞的舞姿。

　　诗的后两句“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笔锋一转，作出假设：倘若让鲍老当筵舞，则鲍老的舞袖较之郭郎反而更显得宽长。这两行诗，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哦，原来那个讥笑郭郎舞袖太郎当的鲍老，其舞袖更为郎当。这样，鲍老就成了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角色，他对郭郎的讥笑，也就变为他的自我嘲笑。

　　显然，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寓讥刺于幽默之中，诗旨不在写鲍老笑郭郎舞袖太郎当，而在讥刺鲍老缺乏自知之明，以及傀儡的身不由己。但诗人不是以一副严肃的面孔，声色俱厉地呵斥之，而是面露笑容，说出蕴藏着讥刺锋芒的幽默话来，从而，令人于一阵轻松发笑之后，陷入沉思，有所领悟。这种寓讥刺于幽默之中的艺术，较之直露讥刺锋芒要委婉含蓄，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