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这首诗内容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展示了军阀必趋灭亡的下场。
“血沃中原肥劲草”,是说军阀杀害人民的鲜血灌溉了祖国大地,先烈们壮烈牺牲的精神培育了广大人民,使他们成长为劲草般的坚强战士。“血沃中原”,揭露了军阀屠杀政策的残酷程度,使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中国原野。当时,在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共政策下,仅雨花台一处被害的革命者就有二十万左右。“肥劲草’’,比喻革命力量在鲜血灌溉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一个“肥”字突出了革命力量壮大的声势。这一句点出了革命力量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军阀的屠杀、“围剿”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加速他们的灭亡。
“寒凝大地发春华”,是说大地虽然一片冰寒,但只要春天一到,烈士播下的种子就会怒放出复仇的春花。“寒凝大地”,主要是写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使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象严寒禁锢着大地,没有一点生气。“发春华”,不仅是对当时英勇作战的革命文艺战士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坚信革命必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一个“发”字,描写出革命文艺不可阻挡的发展形势,正如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一句是诗人的预言,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前景。
“英雄多故谋夫病”,直接写国民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他们多方借故,称病离职,丑态百出。在日寇压境的局势下,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派系争斗。他们或因失势,或因分赃不匀,忽而出现在幕前,忽而退居于幕后,这一句是国民政府政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分崩离析的真实写照,既写出了他们内部斗争的丑象,又反映了他们在抗日前笼络人心的拙劣表演。
“泪洒崇陵噪暮鸦”,承接上句,这帮“英雄”、“谋夫”们并不想“合作”、“抗日”,他们貌合神离,暗斗不休。“噪暮鸦”点出了国民政府内部吵吵嚷嚷,恰似黄昏时分一群乱叫的乌鸦,暗示国民政府统治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句揭露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质,揭示了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的必然趋势。
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坚韧不拔的对敌斗争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反革命“围剿”的罪行,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与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展示了革命势力的锦绣前程,指出了他们统治的崩溃局势。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古今不少诗人往往把雪、梅并写。雪因梅,透露出春的信息,梅因雪更显出高尚的品格。如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中就曾写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雪、梅都成了报春的使者、冬去春来的象征。
首句采用拟人手法写梅花与雪花相互竞争,都认为自己是最具早春特色的,而且互不认输,这就将早春的梅花与雪花之美别出心裁、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了。次句写诗人在两者之间难以评判高下。诗人原以为一挥而就,由于难于评判,只好停下笔来思索。“评章”即评价。
后两句是诗人对梅与雪的评语。就洁白而言,梅比雪要差一些,但是雪却没有梅花的香味。“三分”形容差的不多,“一段”将香气物质化,使人觉得香气可以测量。前人已经注意到梅与雪的这些特点,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但是此诗将梅与雪的不同特点用两句诗概括了出来,写得妙趣横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