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人共同喜爱的东西,不过美味的食物,华丽的衣服,曼妙的声色罢了。有一个人,自以为高明,便嘲笑那样的生活,他弹琴下棋,收藏古代的书法绘画,有宾客来访,便拿出来夸耀观摩,自以为达到了至上的境界。但还是有人嘲笑他说:古时的人自然为后世所知,是因为有言语文章流传下来,琴棋书画的爱好有什么值得珍视?但对于这样的意见,豪杰志士也还是要嘲笑。他们认为士人应该以不朽的功名知闻于世,那种只说空话,而不能表现在行动上的做法,是不得已才那样做的。而所谓的功名,智能只够担任一个官职,依等次上推,直到伊尹、吕尚、稷、契所经营的国事,刘邦、项羽、商汤、周武所争夺的大业,也就算到达顶峰了。但这种功名仍然免不了被嘲笑说:这种区区小事哪里值得一提,许由推辞帝王之位才是难能可贵的,孔子能够说王霸大业才算是博洽的。由此来看,世人的互相嘲笑,哪里会完尽?
当士人正有志于他所想得到的东西时,即使是很小的事物,他也会不顾生命、忘记亲人而追求的。因此有的人喜好书法却又得不到时,就捶胸吐血,奄奄一息,甚至掘开坟墓、凿开棺材来得到它。这难道是声色嗅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吗?当他正喜好某物时,就算是他自己也无法说出其中的体会,更何况别人呢!人们只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去嘲笑别人所喜欢的事物,就太过分了。
毗陵人张希元,家中世代爱好书法,收藏古往今来的墨宝非常丰富,他把这些都刊刻在石头上,建了一个屋子来珍藏着,并嘱咐我写一篇记文。我是四川人,四川有一句谚语说:“学习书法的人耗费纸张,学习医术的人耗费人命。”这句话虽然小,但可以用来比喻大事。世上有热衷于功名的人,将他从未经实践检验的学识,贸然地用在政事上,他对人命的伤害又岂是学医之人可以比拟的?如今张君有出众的才能,所处的地位低下却与其才不相符,终年逍遥,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智慧才能,只好通过书法来自我娱悦。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张君不是长久闲居的人,蕴蓄到了极点便能融会贯通,一定会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张君应该知道政治对人的伤害要超过医术,那么希望将我的话来作为鉴戒。
注释
嗜:爱好,喜好。
声色:音乐与女色。
法书:可作典范的名家书法。
自表见于后世:自然为后世所知。
是恶足好:这有什么值得珍视。
若乃:至于。
知效一官:智能只够担任一个官职。知,通“智”。效,效劳。
等而上之:依等次上推。
伊:伊尹,名挚,商汤臣,曾助商汤灭夏桀。
吕:吕尚,本姓姜,字子牙,又号太公望,曾佐周武王灭商。
稷:后稷,名弃,传说为周王族先祖,舜帝农官。
契:相传为商王族始祖帝喾之子,舜帝之臣,曾助禹治水有功。
刘、项、汤、武:刘邦、项羽、商汤王、周武王。
区区:少,小。
许由:古代隐士,相传尧帝让位给他,他逃到箕山下隐居。
既:终了。
好书:喜好书法。
“则椎心”二句,据韦续《墨薮》载:“魏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斫:砍。
移人:吸引人。
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张希元,名次元,当时任越州签书判官。
属:通“嘱”。
纸费:耗费纸张。
人费:耗损人命。
未试之学:未经试验的学说主张。
兼人之能:兼具多人才能。
位不称其才:职位和才能不相称。
优游:悠闲。
无所役其心智: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智慧才能。
这篇文章是苏轼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而作;张希元家世好书,筑室收藏古今遗迹,名曰“墨宝堂”,苏轼为之作记。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柳色”三句,既点出时在春季,又借喻马林屋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东风力”,也暗示出马林屋是经人援手,才进入南宫的。“书檠”三句,即景扣题“分韵”填词。言室外气候多变,因“倒春寒”而下起雨夹雪。室内的气温很低,使笔砚冻结发硬,但大家分韵填词的兴趣不减,时而笔走龙蛇,书写的词句如那茫茫细雨绵绵不绝;时而吟诵声起,吟唱声震得窗外的雪花乱舞。“家林”两句,言马林屋取出家乡寄来的经过霜冻显得格外红润的桔子分给大家尝鲜。大家高兴地接受赠桔,好像也分享到朋友进入南宫的荣誉一般。“应茂苑”两句。言马林屋时来运转,流年大吉。词人说:天上的北斗斗柄已经指向苍龙星座,象征着你马老兄官运亨通,进入南宫任职。这种殊荣,好像是获得随潮而来的珍奇的“吴凤”那样幸运。
“玉眉”三句,状马林屋的外貌、气概。言马林屋的秀眉之中隐隐透现出一种中年人的英俊风采,他如今豪气凌云,简直能够平吞云梦大泽。“名笺”三句,“鞚”,马笼头。言马林屋身穿皇上恩赐的草绿色的官服,骑着大红马,手提青色的马勒丝带,牵着马笼头,去南宫赴仕。进宫后,他可以随意在名贵的玉版笺上点染上淡淡的墨色作画,或是挥笔书写。“飞香”两句是说:你可以在那里醉眼朦胧,尽兴游春,空气中飘过来的缕缕杏花香,更激发出你的灵感,新清的诗句由此不断吟诵出来。“杏园”,孔子曾在杏坛设帐授徒,这里以“杏园”暗指马林屋也是在南宫任教授之职。“弄喜音”两句,言马林屋进入南宫的喜讯由喜鹊飞到他家的庭院中不断鸣叫报告,马林屋的爱人正焦急地在帘后来回走动,等候他的归去。马林屋的内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焦急心情跃然纸上,由此也可见两人情深意蜜。
此信以针锋相对地文辞回复了孙会宗作为朋友的善意的忠告,总述回信意旨,交待了作者遇祸的经过,描述了作者罢官的生活,对孙会宗的指责一一分辨,共有四层意思:首先表述作者与孙会宗不同的意见,概括回信大旨;然后表述作者归乡置田兴财闲居,自甘卑贱是作者最后的退路,指责孙会宗不理解他,不该对此加以嘲讽;接着描写作者乡居生活的自由快乐,当个百姓是另一种生活境界,指责孙会宗不该再拿一个卿士大夫的规矩来要求他;最后表述人各有志,祝愿孙会宗鹏程大展,讽刺了孙会宗汲汲于功名的势利而浅薄。全信笔调轻快,以叙立论,行文顿挫跌岩,前呼后应,曲折有致,锋芒毕露,锐气逼人。
这封信一共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简述作者自己的身世,表明回信的原因,直抒胸臆,引经据典,显得情理交融,分析细致,既揭示了写信的缘由,又为作者进一步抒情达意奠定了基础。其中,开头的叙述谦逊而平淡,实际是正话反说,流露出不平之气。
第二段追叙作者身居要职的仕途生涯和被谤免职的不幸变故,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的激愤和讽刺,反映出朝廷的刻薄寡恩与不明是非,对照强烈,反语讥刺,心理描写灵活自如,决绝之意溢于言表。其中,描写写出自己内心活动时,表面指责自己,称颂皇上,实则抱怨朝廷无情,痛恨政治昏暗,完全是胸中不平的激愤之辞。
第三段描述作者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生活,针对孙会宗来信以为大臣废退应该谨慎行事,作者针锋相对地回答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人情。先以圣人有关礼节的规定来肯定自己的处事,驳斥人们的非议,说得理直气壮,令人信服。然后笔锋一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田家乐的图画,不仅展现了作者醉酒歌舞的情景,也吟唱了大胆抨击朝政、令统治者无法容忍的歌词,可谓是对朝廷和世俗的公开挑战,充分表明作者我行我索的态度。
在讲完放肆玩乐之举后,作者比较卿了大夫与庶人的不同职责,认为主张不同,不必互相商量,强调自己已是庶人,孙会宗不当用卿大夫的规矩来责备自己。全段诗文融合,引用恰当,叙述形象,议论深刻,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字里行间充满愤懑之情。最后一段借古地史事对孙会宗进行讽刺,用事自然,褒贬分明,讥刺巧妙,所言既是对孙会宗的挖苦和抨击,也是对朝廷的辛辣讽刺和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呼应开头,突出主旨,令人回味无穷。
全信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首先,文气疏荡,言词激越,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回顾“总领从官”和“横被口语”的情况,倾吐满腹牢骚,这是叙事抒情;强调“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表达明显的嘲讽之意,这是议论抒情;反映歌舞醉酒、“淫荒无度”的田园自娱活动,抒写激愤行乐的情怀,这是描写抒情;谈到罢官以后的心中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抒发充满愤慨的感情,这更是直抒胸臆:各种抒情方式灵活运用,作者感情世界得以充分展现。其次,文章正面嘲弄与反面讥讽相结合,尤其是多用反语。如描写农家饮酒自劳、抚缶而歌、举袖上下、跺脚起舞的场面,以及提到“昆戎旧壤,子弟贪鄙”的情况。这些都是从正面驳斥孙会宗的劝诫,并讽刺他为习俗所移志。文中反语讥讽层见叠出。通过运用反语手法,显示作者个人的品德才干,表明作者以往的从政成绩,肯定作者的务农经商活动,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最后,作者善用对比方法来表情达意。如把得官的过程与获罪的景象对比,把兴隆旺盛时的情况与遭谗罢官后的处境对比,把“君子游道”与“小人全躯”对比,把“卿大夫之意”与“庶人之事”对比,还把贤人遗风与子弟贪鄙对比。这些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朝政的腐败,也充分表现出作者与统治集团作无情的决裂。
此诗的前二句就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愁怨忧思。娄图南常年飘零在外,羁旅天涯,今又客居他乡,难免不生愁绪。这一“思”一“愁”,既抒发了情感,又点明了娄的部分病因。三、四句“梦绕羽人丘”,进一步剖析娄病的主要原因。原来,娄整日魂牵梦绕的是如何入道,虽然被称为“居士”,也“将入道”,但终究还没有入道,个中滋味,常人很难了解,只有诗人深谙其中奥秘。诗的前四句,诗人不仅摹写其状,更主要的是通过娄病这一情形的描摹观照娄的内心,为下文劝勉娄图南做了铺垫。
诗的五、六句为诗人劝勉之句。娄图南甘于清贫,乐于求道,并为入道孜孜以求,文才“传咏都中”之名已丧失殆尽。要想找回“遗名”,诗人给他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得自求”。两句中一“怜”一“得”,表明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诗人在《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指出:“(娄)为处士,吾以为非时也……以图寿为道,又非吾之所谓道也。”并针对娄图南“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之道,发出激问:“……其于道何如也?”
“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两句,勾画了一幅独守残月空壁、候虫入室长鸣的清幽愁伤的楚地秋夜图:天上悬挂着弯弯残月,透着星许亮光。月光下,寺院幽寂,寺门虚掩,石壁空空,秋虫“唧唧”。这里有残月的微光,秋虫的长鸣,声光俱见,情景交融。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愁肠百结、思绪绵绵。这两句历来被后来的诗人学者所推崇。
诗的最后四句既是劝慰之句,又是抒怀之言。作为朋友,应礼尚往来。娄图南“委以双金”,诗人却很难酬以杂佩。这当然是诗人的谦逊之辞。对娄一心只想羽人飞天,诗人郑重指出:“碧霄无枉路”,意即无碧天云霄的来去之路,求道的结果也只会是“徒此助离忧”,奉劝娄不要继续迷恋于入道,应清醒过来,奉行“君子之道”。
全诗以“愁思”开头,以“离忧”结尾。从表面上看,诗人是写娄图南的忧愁情怀。其实只要联系柳宗元贬永十年的非凡遭遇,就不难发现,诗人也是在抒写自己的“愁思”、“离忧”。
吕本中的诗词以构思精巧见长,大多写得词浅意深,别有风味,胡仔说:“吕居仁诗清駃可爱。如‘树移午影重帘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三)而吕本中的艺术风格在词中则体现得尤为明显。像《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减字木兰花(去年今夜)》、《菩萨蛮(高楼只在斜阳里)》等词中,都鲜明地表现了词人这种艺术风格。
词的上片以“似”与“不似”写梅与雪交相辉映的奇绝之景。梅花与飞雪同时的情景之下,写梅往往说到雪,以雪作背景。唐代齐己《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宋代陆游《梅花》绝句:“闻道梅花坼晓风 ,雪堆遍满四山中 。”正因为梅与雪同时,加之梅花与雪花有相似之处,诗人便常常将它们联系起来。唐代张谓《早梅》诗说它们形似难辨 :“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 。”而宋代王安石则从另一角度表现其不似,《梅花》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梅花和雪花形相似、色相近,而质相异,神相别,因而在本词中词人在写了“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之后,即拔起一笔 :“似和不似都奇绝”。“似”是言色,“不似”则言香 。在朦胧月色之中,雪白梅洁,暗香浮动,这确实是种奇妙的境界。
月下奇景,本应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可是词人认为是“恼人”的。“恼人”即“撩人”,此解释在诗词中屡见不鲜。会撩拨起人的心事的原因词人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含糊地说 :“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词人在此处设下了悬念,令人揣想。
江淹《别赋》中名句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李白《渌水曲》:“渌水明秋日,南湖采白蘋。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此诗说的是送行时看到春草如茵,绿水如染,正是此春光反而增加了诗人的惆怅。李诗说的是姑娘在湖上采蘋,秋日明丽、荷花红艳,但此景不使人欢,反叫人愁,这是因为心中本有事,见了这乐景则与她心情抵触不入,反而触景添愁。
词的下片则点明词人心事的由来:“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 。”原来是去年梅花开放时节,曾同情人共赏梅花,南楼之月可作见证,而今与情人离别了,风物依旧,人事已非,词到结句时才点明词人为什么别来频醉频醒,是为了“轻离别 ”的“恨 ”。整首词先设下重重迷障,层层云翳,然后驱雾排云,露出了本意这样使读者从深深的困惑中明白过来,得到了感情上的慰藉。
“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吕本中这首《踏莎行》见雪兴怀,睹梅生情,登楼抒感,对月寄慨,把离别恨委婉道出,有着一种朦胧美。这种朦胧美不同于明快之美,但也不是晦涩。如果一首词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百思不解,那就失却了意义。这种词没有朦胧美,而是晦涩。朦胧美如雾中之花,纱后之女,初看不清楚,细辨可见其形态,这种境界给人一种含蓄美。这首词的题旨全靠最后一句“ 到今犹恨轻离别”点出。艺术手法确如画龙,在云彩翻卷之中,东现一鳞,西露一爪,最后见首点睛,因而使画中之龙既显得体态矫健,又透出十分神韵。
从汉“柏梁体”开始,叹收六朝声律对仗,七言诗逐渐赶上五言诗;并从初唐开始分流,为新兴近体律绝,和乐府歌行。“初唐四杰”对七言古诗也作出巨大贡献。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行路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在卢照邻之前,鲍照就作过一首七言《行路难》,仄声促韵与长句宛转,充分表达悒郁不平之气。卢照邻这一首从容舒展,徐缓不迫,多次转韵;其声律、修辞、与对仗明显受六朝诗歌影响,从中也反映了诗风转变期的艺术特点。
全诗共四十句,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万古摧残君讵知?”“长安城北渭桥边”为虚指,即物起兴,从眼前横槎、枯木倒卧古田引起联想,“昔日”领起下文十六句,对“枯木”曾经拥有的枝繁叶茂,溢彩流芳的青春岁月,进行淋漓尽致的铺陈与渲染。围绕着它“千尺长条百尺枝”,有黄莺戏春,凤凰来巢,鸳鸯双栖,高贵的丹桂青榆也依附庇荫,更有香车宝马时常经过,马蹄声断续相闻;富有而轻薄的公子,妖冶的倡女,纷趋竞骛,攀龙附凤。诗人以工整的结构,华丽的语言,为我读者展现了初唐长安城内繁荣市井,骄奢生活的世态风情全卷,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清醒地感觉到诗人冷静的态度。从行文遣辞看,整齐的偶句与变换的角度,避免了呆滞散乱;层迭的词句增添了构图的对衬感与节奏感。末两句是全诗关键,也是主旨所在。从现实的“一朝零落无人问”,由此及彼提出“万古摧残君讵知”,已如桓温当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普遍人生感喟,将比兴之义进一步升华了。
第二部分从“人生贵贱无终始”到末句,由隐而显,喻体“枯木”显现为本体“人生”。“终始”指无限。转瞬即逝的人生与悠久无限的岁月,这对亘古不变的自然矛盾造成人们心灵的困惑,一系列抒情意象即由此展开。“谁家”以下(至“赤心会合在何时”)运用超时空框架,不断变换叙述角度,使生死枯荣的单一主题,形成多元层次与丰富内涵。先写时光流水,无人能阻,再写改朝换代,秦川汉陵,无可奈何;再写富贵公卿,顷刻归于青棘黄泉。由此进一步指出富贵不可骄,交情不足恃,都用复迭或对比手法。金貂换酒为李白《将进酒》所本;“玉尘”指玉骢马扬起的飞尘,狂饮与游冶似乎已解生死,其实正说明了无法排遣的苦闷。既然功名利禄都只是过眼云烟,就只好求友访仙以解心中积怨。因此,唐代盛行道教,许多官僚士大夫接受道教。诗人说:纵然平日有生死交情,但只要大限到来,你未抵“苍龙阙下”(苍龙,东方之神,二十八宿东七星总称),我则已羽化白鹤山前。至于云间海上的仙山,长生不死的仙丹,更是飘缈难觅。
道家与佛家都有转世说,即使退一步寻求“赤子”重生,要到什么时候呢?表面是消极、苦闷乃至放浪形骸,其实仍融注了对人生热烈执着的追求,因此结末两句“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尧年,代长寿;巢由,巢父与许由,古时隐士。“但愿”“长作”可见其辞情恳切。卢照邻因服丹中毒,手足痉挛,最终不堪恶疾所苦,自投颍水,这里似有忏悟,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
初唐四杰对于诗体诗风的转变,最突出之贡献是扩大了时空境界,将目光由宫廷移向社会,转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物质、对理想都常常有发人深省的理解与阐释,使诗歌气势宏远,哲理性强,有很深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