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作为千古形胜之地的武关,诗人跋涉至此,不能不驻足凭吊一番。所以首联开门见山,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自己在武关的盘桓说成是“碧溪”的相留,这就将诗情十分自然地转到对这一历史陈迹的临风联想上来。
“一笑怀王迹自穷”,是诗人对楚怀王的悲剧结局的嘲弄,其中更有对怀王其人其事的感叹、痛恨和反思。因此,颔联紧承这一脉络,以历史家的严峻和哲学家的深邃具体地分析了“怀王迹自穷”的根源。楚怀王原任命屈原为左徒,内政外交均很信任他。后来由于上官大夫的诬陷,怀王渐渐疏离了屈原。秦国见有隙可乘,就派张仪至楚,以重金收买了上官大夫靳尚之流,并贿赂了怀王稚子子兰和宠姬郑袖,谗害屈原。怀王在郑袖、靳尚等一群佞臣小人的包围下,终于走上绝齐亲秦的道路,放逐了屈原。最后怀王为秦伏兵所执而客死秦国。此后楚国国运日益衰败,一蹶不振。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怀王的悲剧结局完全是由于他亲小人、疏贤臣的糊涂昏庸所致,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此,诗人在颔联中以形象化的语言,极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内在的根源。这两句诗对比强烈,内涵丰富。郑袖“娇娆”,可见其娇妒、得宠之态,而“酣似醉”,足见怀王对他的宠幸和放纵;屈原“憔悴”,可见其形容枯槁、失意之色,而“去如蓬”,足见屈原遭放逐后到处流落,无所依归的漂泊生涯。诗人正是通过小人得势、贤臣见弃这一形象的对比,婉转而深刻地指责了怀王的昏聩,鞭挞了郑袖的惑主,以及痛惜屈原的被逐。由此思之,诗人在瞻眺武关时,面对“怀王迹自穷”的现实,不能不付之一笑。
颈联在构思上是个转折,从对历史的沉思、叙述过渡到抒发眼前的感喟。诗人通过对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慨叹,说明“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的历史教训。楚怀王正是因为在人事上的昏庸才导致了丧师失地、身死异国的悲剧。从这一意义来说,这一联的感慨实际上是对上联所叙述史事的寓意的进一步延伸。
最后,诗人的眼光再次落到武关上。如今天子神圣,四海一家,天下统一;武关上长风浩荡,戍旗翻卷,残阳如血。这一联是全诗的出发点。杜牧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的理想社会就是盛唐时期统一、繁荣的社会。但是晚唐时期,尽管形式上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实际上,中央王朝在宦官专权、朋党交争的局面下势力日益衰败,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几乎形成了“无地不藩,无藩不叛”的局面。这不能不使怀有经邦济世之志和忧国忧民之心的诗人忧心忡忡。面对唐王朝渐趋没落的国运,诗人站在武关前,思绪万千。于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忧思,一齐涌上心头,形于笔底。他希望唐王朝统治者吸取楚怀王的历史教训,任人唯贤,励精图治,振兴国运。同时也向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提出了警戒,不要凭恃山川地形的险峻,破坏国家统一的局面;否则,不管弱吐强吞,其结局必将皆成空。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
全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谈竹子的四种美德:建善不拔,中立不倚,应用虚受,砥砺名行,夷险一致;正因为有这些美德,君子们多将之作为“庭实”。第二段写自己与竹相知相处的经过。那是自己借居已故相国府宅东亭时,有感于原先种的竹已“枝叶殄瘁,无声无色”;经询方知其竹现状是与“他人假居”、无人爱惜竹子有关。于是乎,作者“乃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爱惜并护理竹子将近一整天时间,他旋即感到,竹子以清光朗韵回报自己,付出真情。第三段借竹子前后不同际遇,谈人才的遭遇。竹子“似于贤”得到人之爱惜和培植,对“真贤”的人又怎么得不到爱惜和培植。竹子与草木,就像贤才与一般人;竹子是不能自我张扬优点,而是靠人赏识它;贤才不能自我张扬才干,而是要各级领导使用贤才者,才能发现贤才们的才干,重用之。因此,贤才被各级领导掌握着命运。
文章以竹喻贤人,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高贵品质,决心坚定不移、正直无私、虚心体道、砥砺名行的志向,同时渴望当权者善于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对于人才不被重视的现实流露了隐忧。文章描绘竹之形态,观察入微,抒发感慨,真挚动人;行文流畅,语言朴素,不事雕琢,意境新颖。文章风格与其诗歌一样,通俗平易,有为而作。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心情和盼望执政者善待贤才的意愿。通篇率真自然,不事雕琢,文字省净,意境清新。
此词抒写的是居者思行者的情怀,但它同其他同类主题的作品比较,在技巧上自有特色。作者在词中运用层层开剥的手法,把人物面对的情感矛盾逐步推上尖端,推向绝境,从而展示了人生当中不可解脱的一种深沉的痛苦。
上片起首两句将物与人比照起来写,意谓往昔所用香粉虽给人以残旧之感,但物仍故物,香犹故香,而离去之人的感情,却经不起空间与时间考验,逐渐淡薄,今不如昔了。上片歇拍两句,是上两句的补充和延伸,举出人不如物、今不如昔的事实,那就是行人春天初去时还有几行书信寄来,到了秋天,书信越来越稀少了。上片四句,即物思人,感昔伤今,抒写了女主人公对行者薄情的满腔怨恨。词的下片转而叙述女主人公夜间的愁思,抒写其处境的凄凉、相思的痛苦。
过片两句,写词中人的情感体验,赋予客观的物象—— 衾与枕以女主人公清冷、孤寂的主观情感,将女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渲染得淋漓尽致。这里写衾与枕而着眼于凤与鸳,还有其象征意义,是词中人因见衾、枕上绣的凤凰、鸳鸯而想到情侣的分离,以凤凰失侣、鸳鸯成单,来暗示自己的处境已经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愁肠”一句,是其人在愁肠百结之际希冀在酒醉中求得暂时的解脱,这是她可能找到的唯一消愁的办法。但这里只说“待酒舒”,未必真入醉乡,而酒也未必真能舒愁。联系下两句看,其愁肠不仅未舒,更可能徒然加重相思之情和幽怨愁恨。
下片前三句写衾冷枕孤,遣愁无计,应是入夜后、就寝前的感触。结拍两句,写一觉醒来时的空虚和惆怅。既然人已成各,今已非昨,而又往事难忘,后会难期,那就只有在入睡之际,寄希望于梦中与相思之人重温旧情了。尽管梦境幻而非真,虚而非实,梦回后反而会令人惘然若失。但梦里倘能相见,总也聊胜于无。可是,最可悲的是,夜来空有相思,竟难成梦,连这一点片刻的虚幻的慰藉也得不到,就更令人难以为怀了。这结拍两句是翻进一层、层层逼进的写法。上句说已看穿了梦境的虚幻,似乎有梦无梦都无所谓,绝望之情已跃然纸上,而下句一转,把词意又推进一层。从下句再回过来看上句,才知上句是衬垫和加重下一句的,也可以说是未发先敛,欲擒故纵,从而形成跌宕,显示波澜。这种写法,有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之妙。
冯煦在《六十一家选例言》中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此词即堪称用语浅淡,味致深浓。作者在词中采用层层深入、步步紧迫的手法,将思忆之情、怨恨之痛抒发到无可回旋的地步,使人产生异样的黯然情绪,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