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此诗为曹操游仙诗代表作,真实地反映了一代政治家曹操希望完成统一大业,而又无法挽留时光的感伤。
全诗大致可分四节。第一节六句,意谓自然造就的万物,包括贤能的圣人都难免死亡。死亡是必然的,不必为死亡而忧伤。但由于长生不死传说的影响,曹操又产生了幻想,于是接下去的第二节五句,由写现实的人间转写幻想的仙境,表现了对长寿的期望。但仙境毕竟是虚幻的,因此接着第三层六句,又转写现实的人间,写周公、孔子和大禹这样的圣人都死去了,说明没有人能够长生久存。明智者不必为生命短暂而忧伤。最后一节用两句诗收束,发出了“年之暮奈何”的感慨,表现了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短暂的无奈。
晚年的曹操随着生命的流逝,越发感觉到自己的有生之年要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这首诗写的是曹操对生命与神仙的思考。一方面,曹操也幻想着“螭龙之驾”,生活在“昆仑”、“蓬莱”之中;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沉湎于自己的幻想,而是清醒地知晓,神仙世界仅是幻想而已。因为“厥初生,造划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即使是圣人贤人也会死亡,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因此曹操自我安慰说“君子以弗忧”。既然明白神仙世界是虚幻的,生命必然会走向终结,那么诗人就应该乐天知命,不服忧愁了吧?恰恰相反,理性的诗人对此的确明白,但他忧愁依旧。“忧”在诗中二度出现,“何为怀此忧”、“君子以弗忧”。忧愁其实一直伴随着诗人,并不以诗人的理性清醒而逃遁。“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是晚年曹操心头永远的痛。此诗清晰真诚地袒露出晚年曹操的心理世界。这一心理世界,复杂而微妙。
曹操素怀统一华夏之志,但是,“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年已迟暮的曹操尚未完成他的事业,于是他想到要去昆仑、蓬莱寻求长生之术,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但是,正当他沉浸在陶陶快意的遐想中时,现实与期想的矛盾,又使他发出了“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的感叹。
其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志的诗。诗人把新笋描绘得非常美丽。竹壳一片片剥落下来,竹笋抽节上长了,它晶莹透碧,像是刚刚经过刻刀雕琢出来的碧玉一般。这里的笋的形象,是经过诗人理想化、诗化了的形象。它晶洁如玉,生机勃勃,茁壮挺拔;它要挣脱壳箨的束缚,要向上生长,由于这株笋有着如此美好的姿质,所以“母笋是龙材”的赞美就不使人感到突然,而是水到渠成。
如果说上两句主要是写笋的外美的话,那么后两句就是承接着上面写笋的生长愿望,进一步刻画笋的内美。“更容”一词的涵义很深刻,这是假设之词,假如容许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容许它尽情生长,一夜之间拔节挺长千尺,它自然会脱却尘泥而直插青云之上。这里就表达了新笋冲上九霄的豪情壮志,它不甘心于埋没园泥之中的现状。这是新笋的内美。另外,“更容”一词的反面含意是,现在是“不容”,不能容许新笋一夜抽千尺,所以它就不可能拔地而起直上青云。这就包含着深沉的幽怨。抱怨自然是来自他不能尽情地生长。这一层含意则从另一角度写出了新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诗人把新笋刻画得具有这般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内心,是托物咏志,这新笋就是诗人李贺。诗人李贺虽然命途多舛,遭遇坎坷,但是他没有泯灭雄心壮志。他总希望会实现自己的拔地上青云的志愿,这首咏笋的绝句就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
这首咏物诗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又有情思,蕴意十分丰富。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其三
这首诗写竹的生命力旺盛、一片生机。“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原先自家庭院中泉水石缝中长着两三根竹子,清晨看墙外的大路旁,已窜出竹根。“紫脉”,一作“紫陌”。紫陌通常指帝都郊野的道路。李白《南都行》谓:“高楼对紫陌,甲弟连青山。”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李贺的家乡福昌县在唐代东都洛阳的近郊,故其乡间大路可称紫陌。竹鞭的滋生能力极强,无论是岩缝、墙壁、坚硬的土块,它都可穿过。诗中以“家泉”与“紫脉”对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竹鞭已从院墙底下穿过而长到墙外去了。竹鞭生长最旺盛的季节是盛夏到初秋时节,如同竹笋状的竹鞭头部在表土较薄的地方常窜出地面,很快又弯成弓状,鞭头又重新钻入泥土中。诗人以“两三茎”与“紫陌生”对举,也显示出竹的顽强,两三茎不起眼的竹枝,很快长到墙外通衢大道上。见此情景使人不难设想:“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情景虽非实景,却有一定的必然性。“笛管”,言新篁之材。“玉青”,言新篁之色。绘形绘色,如在目前。
李贺本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胸中成竹,但却最终只能是饮恨而逝,他不断地被希望和绝望所折磨着,只有靠诗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用一种可怕的激情去创作。诗人愤懑满怀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修饰上的叠床架屋。在这首诗中,作者字斟句酌,用“家”“石”“阴”“紫”“春”“新”等等修饰各种意象组合,纵观全句,几乎无一物无修饰,无一事有闲字。他把相关的意象加以古人不常联用的字联用,加以修饰再组合起来,综合运用了通感、移情的写作手法,由家泉到石眼再到竹茎,仿佛用诗句串联起装扮一番的意象群,不是因感而倾泻,而是字字雕刻而来。此时作者诗中的竹子不再是单纯的清雅之士,而仿佛是穿上了绮丽诡异又有异域风情的楚服的起舞人。同时,把石眼、阴根等不为竹所常用的意象与竹子相连缀,更见作者的匠心独用,研磨之工。
其四
这首诗以司马相如归卧茂陵自喻,慨叹自己家居昌谷时的清贫生活。诗的开头两句“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意为老竹虽老,仍矫天挺拔,梢可拂云,而自己年纪并不大老,却只能像家居茂陵时的司马相如一样,甘守清贫。“古竹”是相对新笋言之。“茂陵归卧”,《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而诗人自己也失意家居,贫困潦倒。“叹清贫”,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是诗人自己处境的生动写照。李贺虽忝为唐王室的后裔,但一生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甚至因为父名的缘故,连进士考试也不能参加,与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辞官家居后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两年后在贫病中死去,一“叹”字,感慨万分。“风吹千亩迎雨啸,鸟重一枝入酒樽。”这两句写的是另外两种形态下的竹枝形象。其一是风吹雨啸之中。“雨啸”,非雨声,而是风吹竹声,仿佛雨啸。这是大片竹林才有的现象,老竹叶坚硬而挺,相互碰撞,声音清脆。竹叶也可制成叶笛,吹奏起来声音嘹亮悦耳。千亩之竹,其情景气魄自与“家泉石眼两三茎”之竹不同,风吹过后声浪如排山倒海;而风和景明之日,一小鸟栖息枝头,其景却可映入酒樽之中,这又是何等静谧安闲。这情景于竹本身而言,却道出其一个特点:坚韧,不管怎么弯曲也不易折断。“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这于竹枝却不然,它是既坚又韧,而且无畏于寒冬的风刀霜剑,而被与松柏一起称作“岁寒三友”。
苏轼曾夸张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往今来,喜竹、咏竹、画竹的骚客、丹青手是颇多的,而这组诗在众多的咏竹佳作中也堪称上乘。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