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中的“杜拾遗”,即杜甫。岑参与杜甫在公元757年(至德二年)至758年(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诗人悲叹自己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
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诗人连续铺写“天仗”“丹陛”“御香”“紫微”,表面看,好像是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却使读者看到另外的一面:朝官生活多么空虚、无聊、死板、老套。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趋”(小跑)入朝廷,分列殿庑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兴利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的收获就是沾染一点“御香”之气而“归”罢了。“晓”、“暮”两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
五、六两句,诗人直抒胸臆,向老朋友吐露内心的悲愤。“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这两句中,“悲”字是中心,一个字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神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
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阙事,指缺点、过错。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真是这样,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羡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阙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以为“无阙事”,拒绝纳谏。正因为如此,身任“补阙”的诗人见“阙”不能“补”,“自觉谏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感慨“衮职曾无一字补”(《题省中壁》)、“何用虚名绊此身”(《曲江二首》),是语异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他是看出岑诗中的“潜台词”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笔法,寓贬于褒,绵里藏针,表面颂扬,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使人有寻思不尽之妙。
文章以一连串的生动情节,描写信陵君与他的门客的事迹,充分表现了信陵君“下士”与“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高尚品格。宴请夷门抱关者侯嬴以及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是信陵君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所以作者把此事作为中心事件来写,写得极为详尽,也极为精彩。侯生年老家贫,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夷门监者”,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为世俗所不齿的。然而,信陵君听说他是个贤者,就“往请,欲厚遗之”,侯生“修身洁行”不肯受。信陵君就专为他“置酒大会宾客”,并亲自赶车去迎接他,还为他赶车到屠户中拜访朋友朱亥,而侯生见朱亥后,却“俾倪,故久立与客语”。这时,“从骑皆窃骂侯生”,而“公子色终不变”。到家后,信陵君又引侯生“遍赞宾客”,并且“为寿侯生前”,待侯生为上宾。这一系列的行动,没有丝毫勉强。侯生对信陵君多方试探,信陵君表现出来的只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信陵君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侯生,侯生终于把信陵君当成了知己,愿为他谋划,并为他献身。
这篇作品的情节是十分生动而感人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颇费匠心,结构很完整,又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波浪起伏。如宴请侯生一段,公子为侯生“置酒大会宾客”,当公侯将相已“坐定”后,公子却亲自赶车去迎接地位卑微的“夷门侯生”,情节顿生波折;侯生坐车赴宴途中,又要求“枉车骑过之”去看朱亥,又是一折;在见朱亥后又故意“久立、与其客语”,真有些使人等得心急。再如“窃符救赵”一段中,邯郸被围,赵王求救于魏,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然而,秦王又告魏王说:“诸侯有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于是魏王“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使文章再生波折。公子力劝魏王救赵,“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无奈,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等于以卵击石,人们不能不为公子担心。公子“行过夷门,见侯生”,“辞决而行”,侯生出人意料地只说:“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情节发展到这里为之一顿。公子“行数里,心不快”,以为“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文章又一波折,这一波折,引出了侯生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并推荐朱亥同行。人们预感到情节发展的前景:为了救赵存魏,屡立战功、受人崇敬的老将军晋鄙不得不被杀,真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为之心动。
司马迁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他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对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敬佩的,他是满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笔下的人物神化,而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活生生的人物。当矫杀晋鄙救赵后,赵王“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门客劝告他“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于是他“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他留赵十年,“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派人请他回国时,他下令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为此事毛公、薛公二人去责备他,“语未及卒”,他“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无损于人物形象,相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
张巡于天宝中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叛乱时,起兵戡乱,先守雍丘,后与许远共守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亲率将士浴血奋战。这首诗即张巡在围城中耳听笛音、心怀激慨所写成的一曲壮歌。首联写孤城被围的紧张情形,颔联描绘浓郁的战斗气氛,颈联写战士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尾联则表现诗人忠贞不屈的崇高品格。诗人在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全诗语言洗炼,富有理性,沉郁苍凉。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诗人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日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诗人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颔联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不识” “安知”, 因果关系显然。这是诗人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诗人与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
颈联,遥应首联而双伸展颔联进一步描绘睢阳守卫战的战略重任和战斗的艰苦情形。睢阳地处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点明登楼闻笛,暗暗透露出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颈联是写登楼所见,颔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天都能听到。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一种四面楚歌的气氛,“闻” 中自有所感,但诗人却只轻点即止,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 “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全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