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古见志的咏史诗。
第一句,破题突兀高远,把博浪沙一事概括殆尽,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恰到好处,余下的场面任凭别人去感受,去想象。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往往采用这种抓住要点的写法。“击”字如惊涛拍岸,“豪”字则气势冲霄。第二句,转入议论,书事雄胆遒劲,抓住“祖龙社稷”的本质紧紧不放,是“击”的目的和效果。第三句,引证出奇探幽,运用十二金人这一个典故,转入一个新意境,令人惊愕。第四句,诗人故作问句,深切显示出对秦始皇的冷嘲热讽,且干脆利落,从容自然,“铁未销”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诗就是抨击秦王朝企图消灭农民武装的暴虐政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与人民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妙设讥刺,词新语尖,道人未道。这种刻意翻新,以议论为主的诗风,正是元初某些诗人受宋诗影响的具体表现。
此词记述作者重游惠山泉的经历,上下阕分别描写了惠山秋色与二泉景物,紧密结合酌茗观景,抒发了旧地重游、世事变迁的感慨。文意层层推进,极有情致。
上阙记重游惠山泉。“艳阳”两句,泉边实境。言泉藏谷中,四周山荫蔽日,所以春天的艳阳也照不到泉水。泉边阴冷滴翠,仿佛将春天转化成深秋季节。“吴娃”三句,此是以“吴娃”、“江妃”喻泉边的锡、惠两山。言两山草木茂盛,苍翠如娇娘点黛。锡山上的宝塔高耸,好像妇人的发髻。当微雨空秋之时,就能遮断山色。“树密”三句是说:茂密的树林间不知泉水从何处而来?深草中露出楼阁,白云不时从山顶飘过。“二十年”三句,“二十年”是约数;“轻鸥”,指隐居这里如野鹤闲云般自在的高士。这是说:我多年前曾于隐居这儿的高士有过约定,如今旧地重游当时的少年人也成白头翁了。“朱颜”,这里指少年。
下阙饮泉水兼抒怀抱。“龙吻”两句,“龙吻”茶叶名。言将惠山泉水“龙吻”茶一起放在银瓶中煮沸,饮之入口清香,使胃肠内也感到异常舒坦。“煮银瓶羊肠车转” 用典:“银瓶泻汤夸第二”,此苏轼句;“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此山谷句也。“临泉”三句,言泉水“清寒沁骨”。词人说:在泉边照影清洗,仿佛将我这位游子的一身旅尘都洗去了。“鸿渐”三句。《易》“鸿渐于干”。注:“鸿. 水鸟名, 适进之义,始下而升者也,故以鸿为喻。”“华表鹤怨”,用丁令威学道后化鹤归辽东故里之典。事见《搜神后记》:“汉丁令威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徘徊空中而言:‘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冲上天”。此言已奔波多年,这次重返惠山泉,深叹人事俱非。“把闲愁”三句,言且去观赏楼前的晚景,把胸中的愁苦像江流中的小舟逐渐远去一样,也渐渐淡化。此是词人以闲淡之句作结也。
此词艺术特色之一是脉络井井,结构严谨。开章写游山,结句写游毕归去,首尾圆合。上片扣住词题“惠山”,写阴霾天气下的山景。由总写到具体,由远山到近山,由上而下,抓住“阴”,写山之空漾迷漫;下片扣住词题“酌泉”,写泉水之清澈,围绕泉水写人的煮茗、照影等活动。不管在山景空漾、还是在泉水清澈的描写中都插入抒情的笔墨,抒发了旧地重游,人世沧桑的感慨。
艺术特色之二,善化典故,创造新词。如“吴娃点黛”,“江妃拥髻”均化用李白、杜甫诗句,将远山近峦比拟成美女、神仙的画眉、发髻,使山峦富有一种空灵、飘逸的美感。再如将煮茶声写为“银屏、羊肠车转”,化用白居易、黄庭坚诗句,以清脆悦耳的声音比拟之,在化典中丰富了所写事物的内涵与意蕴。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