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梦微之》是白居易在元稹离世九年后所做的一首悼亡诗。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梦中乐天与微之重逢，二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可能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可能耻笑那魑魅小人、假义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时年，乐天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想起了元稹当年还和过他的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确实，生时不能相见，梦见还可以慰藉相思，梦不见是悲痛的！可是，死后故人梦更是痛彻心扉！明知此生不能再见，却又一遍遍回忆着逝去的时光，每每回忆一次都是一遍强于一遍的无奈忧伤！死亡，切断了所有一切可能的念想！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乐天说他自己在漳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几次病了，长安城草生草长不知不觉已有八个年头。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乐天的一把老骨头也不得安生，只是淡漠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够像草生草长一样该多好，就像乐天 17岁时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乐天与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赴黄泉。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没有了元稹的参与！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元稹埋在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早已和泥化作尘土，乐天也只是顶着满头白发暂时居住在人间。乐天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这句话正是白诗在字面、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甚深的表现。我想起了祖父，我那逝世不久的祖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亲人活着时，我们是羞赧于将悄悄写下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赞美文字与人分享的，尤其是不愿让他们本人看到。而今，祖父魂归大地、深埋黄土，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席之地只是水泥石碑下一方小小的骨灰盒，家人把祖父与已逝世 13年的祖母合埋了。写着这些文字时，我想起祖父总是在清明前后轻轻擦拭着太祖父、太祖母及祖母的祭框，擦着擦着就出神地望着。可是如今，他深埋地下，谁又来擦拭他崭新的祭框呢？有关祖父的一切，我再也不会知晓了。他早年因公致残的左腿，还会风湿发作吗？黄泉该是个湿冷的地方吧？想到这些，我已经受不住了。有句话是残忍的：“我们将会死去很久”。乐天写下这首诗时，身边不是缺乏朋友，亦不是敌人泛滥。拉法特曾说：“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乐天恰好不是个凡夫俗子，他一生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后，乐天的这份思友之情才愈显得弥足珍贵！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道这些吗？高寿的乐天目睹了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要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一方面，活着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知道是徒劳，还是怀着这份希望。《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当乐天看着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去者，这是多么大的内心荒凉！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浅品《梦微之》，我品味到了这世间有一种真情———相濡以沫！
词的上片前三句“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开篇：一定是天兵发怒了，掀翻了银海，散乱了珠帘，变作了天地间的这场大雪。
下面二句“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箔中丘壑”，漫天大雪，转眼间将箔中的丘壑便填平了。
下面五句，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雪势。“皓虎”、 “素麟”，“掣断”的“珍珠索”，“酣战”的“玉龙”，“满天”的“鳞甲”。将逼人的雪势，形象地展示出来了。
完颜亮巧用博喻手法，大笔挥洒，展现北国豪雪雄浑壮观的景象，堪称大气磅礴。绝无“天人宁巧许，剪水作飞花”的纤柔娇媚淡雅之态，亦无扑朔迷离婉秀之姿。谓其“俚而实豪”，雄气狂放，壮阔恢宏，豪宕奇险，借咏雪酣畅淋漓地展露其为人为词的当行本色，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如果说上片重在写景，那么下片则重在抒情，描述了边塞军旅在这大雪中的豪情壮志。
开头三句“谁念万里关箔，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谁能想到边关征夫在这风雪中的情景呢？以此从单纯的天上雪景过渡到“万里关箔”去了。
下面六句，描述了边塞将士在雪中的豪迈气势，剑戟戈矛，在雪色中闪射着寒光，一座座军营透出一派杀气。无论是将领还是兵士，个个豪雄英勇，都在商略如何克敌制胜。
结尾二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雪中豪饮，一醉方休，且看取雪后初晴的寥廓碧空。于豪放中又抹上一层浪漫色彩。
完颜亮笔横四野，墨翻惊澜，天上人间，丘壑、雪势军威人情浑融一体，豪咏狂吟谱成这阕咏雪绝唱。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