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捣衣女子对出征边塞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盼望战争早日结束、丈夫早日归来团聚的急迫心情。全诗五七言杂用,笔法含蓄细腻,意境优美,辞藻华丽。
前四句为第一层, 主要是运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反映妇女们给丈夫缝制衣裳时轻捣布帛的凄凉忧伤情景。
诗一开始,通过交代捣衣的地点、时间、人物,把读者引入一种特有的凄凉境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长安城中,时间是秋天的夜晚,人物是美丽的女子,她们正在精美的捣衣石上用木棒轻捣黄色的布帛,使之柔软,准备为离家远戍边塞的丈夫缝制御寒的衣裳。首句的“秋夜长”,一个“长”字写出了女子的无限惆怅,她们的日子是多么难熬,有着度日如年的感受。第二句用了许多修饰词,“佳人”写出了女子的年轻美貌, “锦石”写捣衣石的精美, “流黄”是借代词,指黄色的布帛鲜艳漂亮。男耕女织本是中国劳动家庭的合理分工,秋夜里美貌的女子在精美的捣衣石上轻捣丝帛,这本来是一幅意、境俱美的织妇画, 富有强烈的审美意义,然而长夜难熬,却使这美好的生活带上了凄苦悲凉、孤独寂寞的气氛和色彩。作者运用这种笔法来突出妇女为远戍边塞的丈夫捣衣时所引起的思念之情,音调凄婉,颇有情韵。
接下去的两句 “香杵纹砧知近远,传捣递响何凄凉”写捣衣捣:妇女们捣衣的捣响有远有近, 次第传来,十分凄凉。如果说前两句是叙写一位美貌女子捣衣时的凄苦和寂寥,用词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推而广之,写众多的妇女都在为丈夫赶制御寒的戍衣,秋季的到来,预兆着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妇女们一边捣布,一边深切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从这远近传来、次第错落的捣衣捣中,不仅可以听到她们的哀怨, 而且可以听到她们的泣诉!也许她们正是用响亮的捣衣捣来掩盖自己的悲苦泣诉!这彼起此伏的捣衣捣互相响应着,表现出她们对战争的愤怒抗议。
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抒情,表现妇女们对远戍边塞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
“七夕长河烂, 中秋明月光”,这一联是五言诗句。 银河星系是人们肉眼看见的星座最多、光彩灿烂的星系,所以这里说“长河烂”;中秋节的时候明月满弦, 月光明亮, 古代习俗常常以中秋为家人团圆的日子, 古诗中亦常用中秋明月寄托相思之情。所以这两句诗即是以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和中秋家人团圆的习俗,来反衬出捣衣妇女的独居凄凉及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寓意更加明确。前面一句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指天气渐渐冷了, 一年又将过去, 寓意着丈夫的戍役遥无期限; 一层是说守戍边地的亲人绝断了音信,死活不得而知,妇女们想念得更加焦虑凄苦。后面一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在居处的楼上观察天狼星的动向, 盼望着边塞的战争已经停息,侵略者已被击退,丈夫能够早日回家来团圆。
这两层意思之间,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白石此词作于三十二岁,当时客居长沙。词中抒写怀人之思及飘泊之苦。据夏承焘《姜白石系年》,这是白石词中最早的怀念合肥情侣之作。白石青年时在合肥曾结识姊妹二人相交情深,后来却演化为一场爱情悲剧,使白石从此郁郁寡欢,刻骨相思。白石与合肥情侣初识合肥赤兰桥,其地多种柳,分手时为梅开时节,故白石词写及梅、柳,均与此一段“合肥情事”有关,由梅、柳而忆及旧日情侣,抒发一种绵绵不尽之相思之情,成为白石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其词的一种惯性情绪。
小序记作词缘起。丙午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人日是正月初七。长沙别驾指湖南潭州通判萧德藻,当时白石客居其观政堂。堂下有曲池,池西背靠古城墙,池畔植有枇杷竹林,曲径通幽。穿径南行,忽见梅花成林,满枝花蕾,小的如花椒,大的如豆子,少许花蕾乍开,有红梅,也有白梅。头上枝影扶疏,脚下苍苔细石,词人与朋友们漫步其间,不觉动了游兴,于是立即动身,出游城东的定王台,又渡过城西的湘江,登上岳麓山。俯眺湘云起伏,湘水慢流,终于游兴已尽,悲从中来,遂醉吟成词。
上序片词序相表里,主写游赏心情。“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古城墙下,些许官梅,红萼尚小,还不到摘花插发的时候呢。官梅即官府种的梅花,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诗,有”东阁官梅动诗兴“之句,何况梅花与柳树一样,最能钩起白石的伤心心事呢。句中几许、未宜簪等语,流露出一片爱怜护惜之情。序中既描写出梅花的各种姿态,故词中便着意于抒发情意,词较序翻进一层。”池面冰胶,墙阴雪老“,二句对仗极工整。以胶状冰,以老状雪,写出凝冰难化、积雪不融,字面生新硬瘦的是白石词笔。白石诗法江西诗派,以拗折瘦硬为追求,给人一种刚劲的感觉,形成一种深远清苦的意境。寒意犹深,解冻何时。”云意还又沉沉。“彤云沉沉,欲雪大时,加倍写出寒意。词境之幽深清苦,正暗示着词人心境之沉郁。词人有意无意,也想舒散一下郁解的情怀。”翠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禽。“于是与友人一起,闲步穿过翠藤、竹径,来到林园能幽之处。一路行来,兴致渐高,不觉谈笑风生,惊起水边栖鸟。这两句很好地表达了此时词人野兴横生,乐以忘忧的心情。下一渐字,尤能传出心境由郁闷而趋向开朗。这是大自然对人心的感发。这几句与前几句境界迥异,一边是官梅红萼,一边是冰雪寒寒,一边又是翠藤径竹和沙禽,移步换景,情随景移,真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处。
“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歇拍以简练生动之笔,写出偕友登定王台、渡湘江、登岳麓之一段游赏。故王台榭,野老林泉,虽然泛指,但或者也不无怀昔感今之意。以前名人流寓长沙者不少,如唐末韩侂便曾避地于此,其《小隐》诗云:“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投入大自然怀抱,兴林泉之逸趣,发思古之幽情,词人一时乐以忘忧。呼唤登临四字,写出一片欢闹场景,试比较“云意又还沉沉”,前后心情已迥然不同。
下片从序言兴尽悲来四字翻出,写出追远怀人的深深悲慨。“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岳麓山上,词人极目天际,看湘云起伏,湘水缓流,顿时伤心无限,自己年年南去北来,飘泊江湖,竟为何事?白石《玲珑四犯》云:“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羇旅。”可作此词换头之诠释。陈锐《袌碧斋词话》云:“换头处六字句有挺接者,如‘南去北来何事’。”上片以呼唤登临之乐歇拍,换头挺接南去北来之悲,笔峰骤转,突兀峭拔,两相对比,大能突出词人悲怀之年深日久,以致刻骨铭心,于欢乐处犹不解释怀于往日悲情。此处有岭断云连之势。荡湘云楚水一句亦妙,写尽词人平生浪迹江湖无所归依之感。“朱户粘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朱门贴上画鸡,写人日民俗。《荆楚岁时记》云:“人日贴画鸡于户,悬苇索其上,插符于旁,百鬼畏之。”金盘即春盘,金盘所盛之燕,乃生菜所制,此写立春风俗。
《武林旧事》云:“春前一日,后苑办造春盘,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工巧。”此三句,慨叹转眼又是新年,时光徒然流逝。空叹二字,呼应换头何事二字,流露出光阴虚掷而又无可奈何的悲苦。词人所伤心空叹者何?“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全词主旨,至此才转折显现出来。忘不了,曾与伊人在西楼的美好集会,窗外,万缕嫩黄的柳丝,在春风中袅袅起舞。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堪称佳句。
此句用一想字、一还字,便将回忆中昔日之景与想象中今日之景粘连叠合,灵思妙笔,浑融无迹。美好的回忆不过一刹而已。“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等到回到旧地,只怕已是春暮。结笔由过去想到未来,春初想到春深,时空转换处更显其情极悲伤,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从字面上看,是应合此时红萼未宜簪的早春时节而言,而其意蕴实为无计可归,归时人事已非的隐痛。白石怀念合肥女子诸词,如《淡黄柳》“恐梨花落尽成秋色”,《点绛唇》“淮南好。甚时重到。陌上青青草”,《鬲溪梅令》“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玉钿何处寻”,与此词结笔同一语意。
此词与序是一整体。序主要写景物、游赏,上片与之相映照。但序以写景为主,词上片则融情入景,如“云意又还沉沉”。下片摆脱序文笼罩,托出伤心人之别有怀抱,另辟一境。但亦融景入情,如“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下片既是核心层次,上片及序文所写景物、游赏,便成为下片所写悲怀难遣之反衬。此词结构安排可谓严谨。词中意境,先由狭而广,即由城阴竹径而故王台榭,再由广而狭,而深,即由湘云楚水而写出种种悲怀。词境的迤逦展开,也反映出词人心灵由郁闷而希求解脱但终归于悲沉的一段变化历程。此词营造意境亦可谓精心。这是白石词的一大特点:善用暗线结构,时空的转换,意境的切换,情绪的变换均笔断意连,看似无迹可求实,则有暗脉潜通。构思之妙,无如白石。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