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一个少女的青春的热情和她对少男的大胆追求，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自白。
它描写一位天真烂漫、热情大胆的少女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迫切要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和幸福，表现了不顾一切封建伦常大胆追求纯真爱情的主题。这首词通过对少女心理活动的传神描写，塑造出了一个具有健全人格、渴望婚姻自主的女性典型；这个典型在青年男女被剥夺了自由恋爱权利的封建社会里，有着特别的意义。但这种一见钟情的爱情，由于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纵使刹那间可以爆发出耀眼的火花，若所遇非人也会转眼归于毁灭，以致产生不可设想的悲剧，这是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处境所造成的。
此词是写游春，有所遇，女遇男；仅是开端“春日游”三个字就极可玩味，表面看来原只是极为简单直接的一句叙述而已，然而却已经为后文所写的感情之秾挚做了很好的准备和渲染。“春日”正是感情的春心觉醒的时节，一切都表现了一种生命之觉醒与跃动。而之后更加一“游”字，则此“春游”之人的春心之欲，随春物以共同萌发及跃动从而可知。其后再加以“杏花吹满头”一句，点明时令是早春，缤纷的杏花花瓣落了游春的姑娘一头都是，“吹”字在此一句中表现出一种当繁花开到极盛时，也同时伴随有花片之飞舞的一种更为缤纷盛美的景象。而且“吹”字还可表现出一种活泼撩动的感受，则外在之春物遂与游春之人更加了一层直接的关系，写出了春光明丽，少女欢快的场面。
前两句以八个字刻画出女子在融融春光中萌发了追寻意中人的春心；叙写至此，已经为以后的感情之引发，培养和渲染了足够的气势，于是以下由景转情，情由景生，一位也漫步在原野小径上的少年公子进入画面，虽然少女并不认识他，但他那翩翩的风度，飞扬的神采，却吸引了少女的注目，引起了少女的爱慕。九字长句“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一泻而出毫无假借，读起来笔力异常饱满。曰“陌上”，是游春时士女云集之所在；曰“谁家年少”，则表现了期望的真诚与选择的珍重；更加之以“足风流”，是对于美好多情之预想的最高要求。“足风流”是少女眼中少年公子的形象，也是少女对少年的评价，少女对少年的爱慕之情全由这一“足”字传出。
因而少女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一个“拟”字，点明这是少女内心的打算。曰“足风流”，曰“一生休”，前一句写期望之理想，后一句写自我之奉献，两相呼应，极为有力地表现了意志之坚决与感情之深挚。这一个九字长句与上一句的节奏句式全同，都是前面的六字句以两字为一顿，造成一波三折的气势，然后以一个三字句为总结，字字斩钉截铁，口气是真挚、诚实、坚定的。这里写出少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殷切期望，然后用“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加重这爱的力量。这种强力的爱慕之情，不仅使她要终身相许，嫁给他，而且即使以后少年公子将她无情地遗弃，她也决无后悔。在“足”字上可见少年风流了，至此犹嫌不够，还通过“休”和“羞”两个字，层层加码地予以强调，写出了为爱情不惜代价、终身不悔的决心，进一步突出了少年风流之甚，由此足见少女之痴情。结尾处二句殉身无悔的誓词，正是以其深挚的情意，提高加深了这首小词的境界，一个真正愿为理想、事业而献身的人，是为了对它的热爱，词其所写的用情之态度与殉身之精神，确实可以引发读者一种深沉的感动与丰美的联想。
这首词从字面解释或直为“一位女子在游春时对一个风流多情男子的向往和期待。”而若从“自比女性”的角度审视，则小词实际上婉转地传达了作者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抛逐在西蜀一隅，但此心仍属故唐的赤子情怀。首句“春日游”自然是对唐王朝鼎盛局面的期许；二句的风流少年乃是暗喻君王；三句的“妾”即属自比，他是要将终生都托付唐王朝的了，即便如当下的暂被抛别，也是不离不弃——“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态度决绝。
这首词虽是少女单方面的一见钟情，然用通俗明快的语言，率真、坦直的感情表达方式和长短错落、声情激动的语调，塑造出一个敢于冲破礼教、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少女形象，异常鲜明，逗人喜爱。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和清新明朗的笔调，刻画这位少女天真烂漫、极富个性的形象，语言质朴而多情韵，在花间词中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该一首词纯用赋体，直抒胸臆，热情奔放，淋漓尽致，它用的是长短错落、声情激越的句式，选择的词调与所表达的内容、感情的强度都很相适，最后以誓言般的三个字短句作结，显得十分果决干脆，志不可夺。作为一位具有封建思想的文人，作者敢于道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词语，写出这样明快决绝的佳篇，不能不归之于学习民歌的结果。韦庄抒情词这种真率大胆的作风原本是民间文学的本色，在词从民间到了文人手中之后慢慢朝向婉约化道路迈进的这个历史进程中，韦庄词却一定程度地保留了民间词的一些特色，十分难能可贵。
此曲开头便以“弃微名去来心快哉”直陈主题。视功名为微名，体现了其不追名逐利的性格态度。“弃”是主动放弃，贯云石本是将门勋臣的后裔，年纪尚轻便仕途畅达，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毅然辞官而去，这种与众不同的选择，自然比平常人的境界要高出一等。
接着，“一笑白云外”正是对“心快哉”的进一层阐释。此时，作者已摆脱了丑恶官场，身处“白云外”，即回归田园，乐享自然之趣。这对于热爱自由的贯云石而言，的确值得放声“一笑”。这五个字承接上文，语气短促，畅快淋漓。
“知音三五人”句中隐含了作者辞官后南游路上与志同道合之人相遇相知之事，其中包括他在梁山泊与渔翁吟诗夜话，在普陀山同诗僧鲁山共赋美景，与各路知音诗酒唱和。摆脱世俗桎梏，回归本性，又兼有好友相伴，自然生起“痛饮何妨碍”的豪兴。这几句描写环环相扣，意境浑成，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自在与痛快。而最后一句“醉袍袖舞嫌天地窄”夸张而不张扬，体现了作者率真自然、豪迈奔放的性情。这种酒后流露真性情的描写，更显出作者对自由的追求。
这首散曲贯穿着不羁奔放之情，笔调率真，性情豪放，生动展现了作者蔑视功名、豪放不羁的形象。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