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纪游诗，主要写所游之地的美景以及兴尽归去的过程。

　　首联即点出题意。“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杨”子便是西汉的儒者扬雄，而淮王便是淮南王刘安。这两人，一个喜好学术，一个擅长学术，可惜未曾谋面。王维写淮南王过杨子谈经之所，并非有意让他们“关公战秦琼”，而是借汉喻唐，将岐王比作好客的淮南王。“载酒”二字乃诙谐之笔，表面看，是说淮王重视贤才，载酒光顾贫寒的杨子宅，实则交代岐王带领诗友宾朋游览杨氏别业，欢宴游乐。第二联“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写出了作者游览的无穷兴味，情致独到，别有会心。“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兴阑”，即兴尽，与“坐久”为互文，这两句以极富于诗意的笔法，写出了在鸟鸣声中、繁花影里度过的身心俱适的一夜。这一联以景传情，写景入神，体验独特，感情细腻。第三联“径转阑银烛，林开散玉珂”，这两句写诗人走过曲径，穿过树林，那原本闪烁的烛光，一下子通明起来，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了岐王及其扈从的车马。这一联交代了将要阑去时的情景。

　　尾联写抵达城门时的情况：“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意谓纵情赏玩，深夜始归，其时城门尚未开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依然一路笙歌，余兴未尽。写出了诗人对游玩仍有兴趣的情感。

　　这首诗善于写景，且多不直接写景。如颔联不直接写杨氏别业的景色如何美好，而是说自己玩赏的时间很长，以至于树上的鸟换了种类，地上的落花越积越多。这样写使诗歌更富有启发性，余味不尽。

　　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

　　起首两句是“兴”，即唤起。合浦（今属广东）指作者流寓之地，洛阳非实指，意思是合浦之杉叶尚能遥飞到洛阳，自己却流落异域，人不如叶。诗人知道岭南的杉叶飞到洛阳是不可信的，所以用“传闻”二字；然而愿望却在挑动诗人，并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虚幻与常识的起迭，失望与希望的对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在乱世尤其表现得突出，因而这两句也有它的社会内容。

　　“北风”两句是对“传闻”两句的曲折承接，从南与北的地理的间隔上，又暗寓着南北朝在政治上的对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诗人的迫切愿望，但国土的分裂使他无法实现这愿望，因而“南”、“北”这两个字，也成为诗人的敏感性的词眼。

　　前四句是诗人的独白，五、六两句才转入赠诗的对象。诗人和长安使之间应当有对话的，却以目送手挥来代替。诗人要着重表达的是离别时的情绪。这两句原是化用嵇康赠人诗的句意，但加上“徒送”的“徒”，就加强了感伤的效果。江总原来也是以使臣身分而到岭南，这时眼睁睁地望着长安使从他身边离去，自己却仍然留滞着。一去一留，其中就有多多少少要说的话，如同小河下面的潜流。

　“秋蓬”句是比自己，“春草”句是说自己在客地已经度过几个春天。但春草的年年芳菲，徒然增添了自己的惆怅。《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唐代王维《送别》也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句，用意都有共通处。

　　末两句以关山逗客子，以月光逗风尘：明月本是普照大地的，但对诗人来说，能够让光照到的也唯有衣衫上的风尘而已。

　　全诗前八句用比喻，对仗也很工整，却不雕琢，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才力，一方面也因作者是南朝后期的人，诗的格律正在逐渐趋向成孰稳定。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