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的诗平易中见深劲,比较讲究炼意,但与一般的西昆体作家相比,风格又比较朴素。这首诗从水阁入题写九日宴会的兴致。
第一句写池馆园林荒凉的感觉,写景较工,而以疏淡见长,且与第三句“秋容淡”相呼应。与全诗以意胜的特点很一致。第二句点出九日宴会之事,虽然池馆倾圮。台榭荒芜,却有嘉客来助成重阳雅集,环境虽然荒僻,人的兴致却很高,这一对比的意思一直贯穿到诗尾。
三、四两句正面写九日赏菊,是韩琦的名句,这两句借赞颂重阳时节,菊花虽晚开而尤为芬芳而寄意:晚节可贵,要注重晚节。两句含比兴之意,字面上是写菊花犹有晚香,言外之意则是表达自己有岁虽晚而节弥坚的品格。
五、六两句写眼前宴会之事,重九宴会饮酒是诗歌中的传统内容,蟹螫也是展现文士风流雅致情趣的传统意象,但此诗不仅仅是简单借用这两个传统的重九意象,还更多地写到了酒和蟹螯本身,这种写日常生活中文士生活趣味的作法带有自居易的特点。
诗的最后写自己年老虽不能豪饮。但诗兴仍豪,有翻案之意。这样写诗的意思不致衰竭,章法健举。
韩琦这首七律,可谓信手拈来,“咸得于自然”,浑然天成。也就是诗人直抒胸臆而作诗,而不是“出于经史”;整首诗歌体现的并不是在秋色里持续的的消沉,而是在一片肃杀的秋景之中强调一种高洁的人品,这正是这首诗歌能够被人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写妇女绣品巧夺天工。
首句“日暮”、“堂前”点明时间、地点。“花蕊娇”,花朵含苞待放,娇美异常──这是待绣屏风(绣障)上取样的对象。
首句以静态写物,次句则以动态出人:一群绣女正竞相拈取小巧的画笔,在绣床上开始写生,描取花样。那看到花开娇美,争先恐后的模样,眉飞色舞的神态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都从“争”字中隐隐透出。“拈”,是用三两个指头夹取的意思,见出动作的轻灵,姿态的优美。这一句虽然用意只在写人,但也同时带出堂上的布置:一边摆着笔架,正对堂前的写生对象(“花蕊”),早已布置好绣床。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
三四句写“绣成”以后绣工的精美巧夺天工:把完工后的绣屏风安放到春光烂漫的花园里去,虽是人工,却足以乱真,连黄莺都上当了,离开柳枝向绣屏风飞来。末句从对面写出,让乱真的事实说话,不言女红之工巧,而工巧自见。而且还因黄莺入画,丰富了诗歌形象,平添了动人的情趣。
从二句的“上床描”到三句的“绣成”,整个取样与刺绣的过程都省去了,像“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罗隐《绣》)那样正面描写绣活进行时飞针走线情况的诗句,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
胡令能诗风清丽,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唐诗园囿中奇香扑鼻的山花野草。这首《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就有这样的特点。此诗头两句是现场目击,后两句是合理想象,既有情趣,又有意趣。语言明白如话,意境明丽如画。这样的诗,现代人解读毫不费力,且清新可爱,足见其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沈德潜在论及题画诗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说诗晬语》卷下)“不粘”在绣工本身,不以正面敷写争巧,而是以映衬取胜,也许这就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奥秘。
他在《乞归疏》中写道,“但愿生入玉门关”。“何如”、“饮水”两句用的是尧让君位于巢父和许由的典故。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巢父,巢父拒绝接受;尧把君位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跑到颖水边洗耳,认为耳朵听到这个消息受到了玷污。此时,巢父正好牵牛饮水,巢父听说许由洗耳的原因后,认为洗耳的水受到污染,牛也不能喝,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饮水。多清高脱俗的两个人!贾谊、班超一文一武,文有惊世鸿文,武有治国之功,但一个英年早逝,一个有家难回,这都是当官害了他们。许由、巢父不是没有君临天下的机会,更不是没有为官作长的素质,但他们都识透玄机,不入官场,不求功名,不沾利禄,无牵无挂,乐做田园之隐士,远避祸灾,逍遥自得,牵白犊饮清流,与贾谊、班超截然不同。李白终生都想从政,在此时似乎终于感悟到了。
无论写自己归隐,或者劝人退后致仕,大多缠结在深山烟霞、野水瞑迷之间,生活则亦渔亦樵,且吟且醉。本诗却是借历史作比照:或则才调绝伦而沉论不遇如贾谊;或则象少时便有“挟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志,虽博得封侯万里而终抱未能生归玉门的隐痛的班超;前者悒郁而早夭;后者虽勉尽天年而仍不免遗恨。这样看来,倒不如学古高士许由、巢父那样躬亲耕种,凿井自饮,高居清流,乐其生死。既不以形骸为役;也不让心神徒劳来得自在呢!——以太白自由解放的灵魂看,这恐怕也正是他一向笑傲王侯、卑视卿相的素怀吧!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