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写死葬之悲。南山在诗中俨然便是一处亘古坟场，是众生最终归宿的象征，那儿到处浮动着森然鬼气。钱钟书称赏李贺“咏鬼诸什”“意境阴凄，悚人毛骨”，“幻情奇彩，前无古人”，《谈艺录》所举数篇例证中就有这《感讽》第三首。
诗歌首句一“悲”字，为全篇定下悲戚哀怨的基调，隐见长吉内心的生命忧惧。此时“鬼雨”破空而来，洒落在空净的草地之上，顿使生人感受到它胁逼的力量。“鬼”“雨”二字如此搭配为长吉所独创，这个新造词意在表明由于死者之多，其腐恶气味不断弥漫，竟至形成“鬼雨”到处飘洒，如是则愈能显出作者对死亡的厌患。“长安夜半秋”忽又明确交待时地季节，长安可凭以确定南山的方位，“秋”之季度则实为此诗的底色，秋的衰变、秋的萧杀，自然引出了下句的“风前几人老”。
正因为秋风催人衰老逝去，诗人既而想象初丧者通过青栎道入山走向墓地的凄凉情景。安昏的山路上，光线昏暗低迷，两旁是栎树在风中摇摆；这时秋月正明，投射下惨白的月光，照得一山虚明如晓，由于月处中天，树影凝聚于树冠之下如同没有影子一般，益发森怖可畏。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但见磷火荧荧宛若漆灯迎接新亡之人，就好像萤火虫在幽暗的圹穴前纷乱飞舞，令人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无论谁只要达于此地，即走完了人生的全部旅程，而后伴随着他的便是永恒的暗夜和死寂。
此诗造语炼词，颇为讲究，正所谓“不犯俗尘，人情鬼语”（刘辰翁《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诸如“鬼雨”二字的新创，“月午树无影”的奇幻境象，“漆炬迎新人”的幽僻惊悚，皆是长吉呕心镂骨、凿险追幽之处。清牟愿相评李贺诗“如雨洗秋坟，鬼灯如月”（《小澥草堂杂论诗》），牟氏评语所用文学意象正是来自此诗。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家女子一旦嫁给豪门阔少，便由贫贱之身一跃而为身价百倍的贵妇人，恃宠享乐。娇贵异常；而不遇之女，即使美颜如玉，亦不免终生沦于贫贱境地。此诗所写，盖为此而发，而其所蕴含的意义却超越了诗中所写事实本身，从而使这首诗的诗意具有了很大约外延性。或谓伤君子不遇，或谓讥刺依附权贵的封建官僚，或谓慨叹人生贵贱的偶然性，都能讲得通。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八句为第一部分，构成了这首诗的主体，塑造了因遇而骤得富贵的“洛阳女儿”这一艺术形象。开头两句对“洛阳女儿”略作介绍。以冷语发端，自含鄙夷之意。下面两句说她的丈夫骑着宝玉络头、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她的侍女为她献上满盈金盘的鲤鱼片。一为侧笔映衬，二为正面描写，一虚一买，“洛阳女儿”的身价和地位显示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小家女子，朝夕之间竟身价百倍，原因就是嫁给了一位颇有身份的“良人”。遇者则贵、不遇者则贩的人生感慨，暗暗含在其中。“画阁”以下四句，写“洛阳女儿”住在红桃绿柳竟相掩映的画阁朱楼，出门坐的是用罗帷遮护的七香车，回来的时候，用宝扇遮面，被接入九华帐里。至此，“洛阳女儿”的饮食起居已见一斑。“狂夫富贵在青春”到“不惜珊瑚持与人”，连续驱使典故，插入对其丈夫的描写;结构上照应上文“良人”一句，将诗意补足。其夫正当青春年华，身享荣华富贵，意气骄奢，甚于晋代巨富石崇；丈夫亲自教她跳舞，其怜爱之情，一如刘宋汝南王之干爱妾碧玉。“不惜珊瑚持与人”，用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将“良人”骄奢豪富之态现于纸上。这里所描写的是“狂夫”之相，但细玩诗意，却是借“狂夫”之相，以形“洛阳女儿”的娇贵之态，貌似游离实则还是为写“洛阳女儿”而驱使笔墨的。随后，顺接上面的“自怜碧玉亲教舞”句意，迤逦而下，正面描写“洛阳女儿”在九微灯约光晕里，在雕花的连环形窗下，通宵达旦，歌舞不休。这里特别点染了灯花燃尽而扑窗乱飞的一个细节，暗示“洛阳女儿”通宵沉醉于狂歌狂舞中，直到天亮，九微灯才熄灭，这里以九微灯入诗，无异是把“洛阳女儿”与王母同化为一体了，从而为“洛阳女儿”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其富贵之相，借典故婉然传出。“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写“洛阳女儿”戏乐已毕，无暇练习曲子；打扮好了，依炉熏香而坐。“坐”字，仿佛见其慵懒之态和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下面又拓开一层，写“洛阳女儿”出入贵戚之家，奔走权门之内，虽语不涉讽，但讽意存焉。
诗的最后两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把笔锋猛地一转，描绘出一幅貌似孤立实则与上文融浃为一的越女浣纱的画面。美颇如玉的越国女子西施，在她未遇之时，身处贫贱地位，只好在江边漂洗罗纱。“谁怜”二字，一贯到底，造成快速的节奏和奔流的诗意，表达了诗人对不遇者的深切同情。其中也不乏感愤不平之气。
全诗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一贵一贱，一奢靡，一穷困，各成独立的画面，却又相反相成地统一于全诗中。写法上，前一部分以繁笔铺张扬厉，穷形尽相；后一部分以简笔淡然点染，意到即止。一繁一简，繁简各宜。诗中有讽刺，有同情，有慨叹，而这又深深地隐蔽在文字背后。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这首《永遇乐》是送茂嘉赴调。起头句掷地有声，仿佛一个家族精神的宣言。根据宋代的有关规定，地方官吏任期届满，都要进京听候调遣，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另予调遣时，都会升官使用。所以这是一件喜事，是一次愉快的分别。因为这是送同族兄弟出去做官，稼轩颇有感触，便说起他们辛家门的“千载家谱”。“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词的一开头就掮出家谱，说辛家门先辈们都是具有忠肝义胆的人物，而且他们都禀性刚直严肃，如“烈日秋霜”，令人可畏而又可敬。“烈日秋霜”，比喻风节刚直，如《新唐书·段秀实传赞》：“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词的开头三句“自报家门”，倒不是虚夸，而是有史为证的。辛氏是一个古老家族，传说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后为辛氏。商有辛甲，一代名臣，屡谏纣王，直言无畏。辛家世代刚烈正直，忠诚不阿，如酷暑烈日、寒秋严霜，烈日、严霜与“辛”之间的共通点触发了下文。“戏赋辛字”，从自己姓辛这一点大发感慨与议论，以妙趣横生的戏语出之，而又意味深长。辛氏的家族史被词人以“一笑君听取”后的三句话来概括，句句不离“辛”字。辛家人的功业都是艰辛创立的。其间饱尝悲苦，命运总是艰苦辛酸。在概括的基础上，稼轩又对“辛”字所包含的辛辣之意加以发挥，椒桂的辛辣让一般人不堪忍受，就像个性辛辣之人让人避而远之。这里，与其说是对辛氏家族成员个性的一般概括，不如说是词人的夫子自道。他才大气高、刚直不阿，容易与世龃龉，不为人所容，正是这样的个性导致了仕途坎坷、屡遭弹劾。
后句对家族历史命运的回顾自然引出下片与其他家族的比较，由其他家族的显赫引出官运、仕途的话题，进而回到词作送弟赴官的主题上。“芳甘浓美”因上片的“辛辣”而发，这一层表面的口感比较暗示了家族命运之迥异。看看别人世代显要、门第生辉，而这样的美事总轮不到辛家，自己就是一个仕途多舛的例证，所以希望就寄托在即将远行赴任的族弟身上了。唐人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云：“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轼苏辙兄弟读此诗很有感触。他们憧憬风雨夜兄弟对床而眠的生活，相约早日退隐，共享闲居之乐。作者用“对床”之典一方面流露出依依惜别的兄弟情谊，而另一方面却以一个坚决的“休忆”否定了对退隐、闲居的向往。光宗耀祖、改变家族命运的事业要靠远行之人来完成。他必须勇往直前，不能回顾流连。稼轩其他的送别之作多勉励人建功立业，匡救国家，而这一次至少从字面看是为光耀门楣。
“靴纹绉面”，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北宋田元均任三司使，请托人情者不绝于门，他深为厌恶，却又只好强装笑脸，虚与应酬。曾对人说：“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茂嘉赴调，稼轩祝贺他高升，自是送别词中应有之意。而用“靴纹绉面”之事，于祝辞里却有讽劝。实际上是说：官场有官场的一套，做大官就得扭曲辛家的刚直性格，那种逢人陪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呢。到头来也会后悔的。
全词就像在写兄弟二人在聊家常，气氛亲切、坦诚，语言风趣优美，从开头到结尾都在围绕姓氏谈天说地，把“辛”这一普通姓氏解说得淋漓尽致，寓化于谐，明显地表现出作者通过填词来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的这一进步倾向，这对于传统的词作来说，有点格格不入。但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尝试。
《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是唐代诗人权德舆的五言律诗，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写在端午节那天，礼部尚书房内的端午习俗。
开头写端午节，相互祝福，长命百岁的风俗。接着写衣服挂着带有共同心愿的彩色丝线，以示端午节风俗。接下来转而写到尚书省空寂无人的感触。
这首诗运用典故，写出了礼部尚书的端午风俗，进一步体现出了平淡中蕴含深永情味、朴素中具有天然风韵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