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山水风光兼抒发离情的长调。
上片写春回人间的万千气象，一开始便以曲笔点写春的消息，“暖回雁翼”的“回”字含使动意味，大雁是候鸟，春暧北去，秋寒南归，这温暖的使鸿雁结队北飞的气息，自然便是春天带来的。“骤惊春在眼，借问何起，委曲到山家”三句承前而起，下面几句则是从想象中回转，写眼前的初春景色。“渐渐可藏鸦”之句并无华丽词藻，但却极富想象，给人以流动的美感，并非真有藏鸦，而是“可”藏鸦。该句不仅使人读后如睹其景，而且似乎也使不讨人喜爱的乌鸦因为沾染到春天的气息，变得美丽。
下片是对着面前的景事，抒发淡淡的闲情。起始便是一个嗟叹句“堪嗟”，接下去“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三句，仿佛是写词人正置身画船，沿着东流注入长江的清江水西去，向着京城──汴京进发。“长安日下”一词是暗用前人句典，唐·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唐王朝的都城在长安；古人将权力至高无上的君王比作中天之日，所以“日下”也指君王所居之处京都。不过此处“指长安日下”句，则是指向北宋王朝的都城──汴京，使用的是代称手法。“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句首的“愁”字与前面阕首的“堪嗟”二字相呼应因。“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仔细品味，这“愁”字的落脚便在“初弦月”上。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比喻人间的离合悲欢。尾句“沉恨处，起起自剔灯花写出了离愁在心不能入眠的情况。词的上片，写景体物精细宛转，色泽鲜明，境界清新；下片叙事言情，疏宕宛转，细密圆美，情真意切 。整首词生动传神的表现了词人在羁旅行役中由对春色由衷的喜爱到对命运艰难的孤愤之情 。
这首诗是诗人韦应物在秋雨之夜、归思正深之际，听到自远而近的雁叫声，有感而作。此诗描写了由远飞的大雁引起游子对故土的怀念，表达了诗人思乡之情。全诗语言质朴自然，意境凄切古澹。
“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首二句言诗人雨夜思归。秋天的雨夜漫长而又寂寥，诗人独坐在高斋之中，孤灯长伴，孤影为侣，静静地听着外面渐渐沥沥的秋雨。窗外一片漆黑，只有雨打梧桐的声音。孤清的夜，深秋的凄寒，还有空寂的高斋，在这样一种萧瑟凄寂的环境气氛之中，诗人不免要触动羁旅他乡、远游为宦的思乡情思。诗人的家乡在长安，而此时却在远离家乡两千余里的滁州为官，“眇”字反映诗人内心的无奈情态，因为云山阻隔、归路迢递，即使在白天登楼引颈也无法看到故园，更何况是暗夜沉沉。故园的渺远，本来就和归思的悠长构成正比，再加上这漫漫长夜、绵绵秋雨，就更使这“归思”无穷无已、悠然不尽了。“方悠”二字表明清寂的氛围，加深了思乡之愁。“哉”是诗人久恩难平的叹息，这个长长的叹息，道尽了无尽思念的深渊。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这两句言闻雁而归思愈浓。“淮南”与第一句的“故园”相对，由思念中的故园回到今天为宦的淮南，落笔高妙。“秋雨”交待独坐时的清凉环境，“夜”既是表明时间很晚，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从侧面显露诗人贬谪滁州的苦痛如同黑夜一般。正当怀乡之情不能自控的时候，独坐高斋的诗人又听到了自远而近的雁叫声。这声音在寂寥的秋雨之夜，显得分外凄清，撩动诗人无尽的乡愁，使因思乡而永夜不寐的诗人浮想联翩，触绪万端，更加悲怆万分。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对“闻雁”而引起的感触不着一字，留下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结尾。
沈德潜《说诗晬语》云：“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古澹”很好地概括了韦应物五言绝句的风格特征。在这首诗中，体现了诗人古澹的艺术风格。整首诗是一幅清淡的思乡图，清冷的夜晚，清凄的秋风，清寒的秋雨，清寂的高斋和清孤的人影，构成一种高古澹远的意境。
此诗结构巧夺天工，含蓄委婉，先写“故园”，后写“淮南”，先托出“悠”思，后衬以“雁”鸣，就是在这样巧妙的安排中，使诗歌很短，但人的情思却句句深入，层层递进。另外，诗歌的情思表面触发的是乡愁，但结合诗人被贬滁州的事实。还可以从诗歌中体会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又完美地融入到萧瑟凄清的秋声秋意之中。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