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为“梦中作”，诗人凭借梦中稍纵即逝的霎时间的清灵的感觉，结合平时的心志，自然倾吐而出，如奔泉之出山，清风之振叶。故诗境特奇，非寻常笔墨所能企及。
前半“天际乌云”两句，表面上写雨后新晴景象，实质是针对时事而发，语意双关，自然合拍，寄意深长。楼头的红日，虽然已经照亮山峰，光明满眼；但天边乌云仍重，依然含有雨意，阴晦风雨，仍然可以随时到来。作者身当北宋中期，北方的契丹（此时已称辽国），西边的夏国，虽然在宋真宗、宋仁宗两朝，先后与辽、夏达成和议，并由宋朝岁给两国大量金银和丝缯，暂得相安，但危机仍存，隐忧犹在。赂敌求和，等于饮鸩止渴，不仅削弱了宋朝的实力，更糟的是壮大了对方，形成不战自困的局势。这西边、北边两个强敌，对宋朝随时都有严重的威胁。正如天际乌云一样，一旦翻滚起来，可能乌天黑日、风雨交加，暂时的晴朗，固然也是可喜的迹象，但晴意未稳，并不足恃。过于乐观，势必铸成大错。
后半“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两句，是作者表明自己心志的活语。在诗里，这两句所表现的是跳跃的感情，作者是文士，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于时局，虽则具有敏感和远见，但是他感叹并未能补救时艰，空有拯时济世之心而无力实现，因而不无遁世高隐之情。作者想到嵩阳那里，因为那是高人逸士所居。古代的高士许由，传说曾隐居过嵩山、颍水之间；唐代的隐逸之士，更多栖身于嵩山、少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集中，就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送于十八落第还嵩山》、《送杨山人归嵩山》等多篇，表明向往嵩山、少室山之意，尤其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那一篇，更能表达李白的心境。元丹丘是位高士，李白曾称他为“丹丘生”。这篇诗的序文说：“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宕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诗中说：“故人契嵩颖，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羡世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嵩山逸人，即指嵩阳居士。蔡襄诗中的后两句，正是运用了李白的诗意。元丹丘是以青眼看待李白的，所以“岩信频及，许为主人”。作者想到宋代当时，像元丹丘那样的高人绝少，而取媚邀宠的人，则到处存在，所以又有欲往无由之叹。诗句说：“篙阳居士今何在？”深致惋惜之情。诗人认为，倘若嵩阳居士仍然存在，他们必然以青眼看人，虽然相隔万里，也是令作者向往的。
全诗从感念时艰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的矛盾心情。诗人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书生，此诗情调是十分切合身份的。诗的语言明丽新警，婉而多风。陈衍认为这首诗有“神助”，是指诗的境界高远，是梦中偶有会心之作。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