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夕阳黄昏的江天为观察点，敏锐地捕捉了大自然昼夜转换之际奇妙的景观。诗的一、二两句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此时太阳刚好落山，平静的江面上，水气不断蒸发积聚，飘浮弥漫，使湛绿的江水更绿更暗，加上光线折射，成为一片朦胧的“绿雾”，向远处延伸。天西边，残余的阳光从地平线后面射入室中，将云彩照亮，形状是由宽而窄，向高处耸起，仿佛无数重叠的峰峦；颜色是浓紫鲜红，光怪陆离，大自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急遽地变幻出奇异的景象，场面是伟大而壮观的。红的晚霞与绿的江水分割了整个画面，形成上红下绿异常饱满的两大色块。红与绿是两种互补的色彩，在一幅画面中交相辉映，显得酣畅淋漓。两句诗用了五个形容词，“绿雾”、“凉波”，状物十分形象，尤其第二句，“巘”比喻云霞，又连用“叠”、“红”、“嵯峨”三个形容词对其形状、色彩加以修饰，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视觉感受。与此诗相似的，有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吴融《江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两人写出了江水瞬息变化的奇丽景象，而场面的壮观似均不及李贺此诗。
三、四两句，对江上景物作细节的描写。风云随处皆有，因与江水相关，故称“水风浦云”。“生老竹”与前面“起凉波”句子形式完全一样，但前面所写是事实，这儿只是一种印象。李肇《国史补》下说：“杨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樛，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傍晚天气转凉，而竹林给人的感觉是清寒的，所以说水上的微风，岸边的云霭，仿佛是从竹林里生出来的。天色渐暗，江中小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蒲帆，像是整幅一样。这里，诗人抓住主观感受上的错觉，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的某种变化，笔调相当细腻。
五、六两句写江南人民的生活。鲈鱼是江南名产，以产于松江者最佳。《吴郡志》载：“天下之鲈两腮，惟松江之鲈四腮。”晋代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吹起，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而归，是有关鲈鱼的著名故事。“鲈鱼千头酒百斛”，凭藉着造物无私的奉献，南人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薄暮之中，酒半醉卧，苍翠的山峦宛然在目，非常悠闲自得。
最后两句，承五、六两句，谓人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酒醉兴浓，不禁唱起歌来。“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在生长于北方的诗人听来，一定很有情味。吟唱未终，不觉圆月已从江面升起，此情此景，物我俱化而难分彼此了。“江上团团贴寒玉”句，描写极为精确，“团团”指月轮的形状，“寒”指感觉，“玉”喻质地与颜色，着一“贴”字，形容月亮如同明玉粘附、镶嵌在天幕上。李贺写诗，很少用白描手法，而是借助想象强调事物多方面的性质，使画面变得更鲜明、凸出，具有立体的感觉。此句与孟浩然《宿建德江》中“江清月近人”对读，一则极力描摹，一则淡中有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此诗从开头的江中绿雾到结尾的江上寒月，以江水为中心展开了一幅长的画卷，红霞与江水相接，远山是江边所见，南人在江畔宴饮，吃的是江中之鲈，水风浦云，洲诸蒲帆，无一不与江水相关。诗中景物颇为繁复，层次却十分清晰，时间上，从夕阳西坠至明月东升是一条线索。与此相关，一是气温降低，先说凉波、水风，又说寒玉，感觉越来越清楚。一是光线减弱，看天上红霞是鲜明的，看水中蒲帆已不甚分明，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地上景物更模糊了。结构上，前四句描写景物，是第一条线；后四句叙述人事，是第二条线，但此时第一条线并未中断，而是若隐若显，起着照应与陪衬的作用，如第六句出现南山的景致，七、八两句写吟唱未终，江月照人，人与景融合为一，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结合起来。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此诗正是如此。
《打马赎》不见于《宋书·艺文志》，却著入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直斋书录解题》载有《打马赋》一卷，并云：用二十马，今世打马。大约与樗蒱相类，元陶宗仪则把它刻入《说郛》中，到清代其传本有咸丰年间南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年间长沙叶德辉《丽廔丛书》本，俱题为《打马图经》。名称与《直斋书录解题》相异，其原因大概《图经》中有赋，而且赋在《图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致。但不管怎样，它们指的应该是同一本书。伍氏刻本与叶氏本相较，用以叶氏本为胜，而叶氏本则来自于明沈津的《欣赏编》，在其流传过程中据传有格一卷不著作者姓氏，又掺入图式一卷而陶宗仪的《说郛》中却役有，显然后人对其做了增改，在次序上《打马图经》一卷，前为序，序后为《打马赋》。
从结构上看，序文不仅是《打马图经》之序也是《打马赋》的序。在内容上，序文不仅介绍了《打马赋》的创作背，而且总结了打马的体例、经验和方法。《打马赋》则对打马游戏的整个过程作了描述。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如龚克昌先生所言：《打马图经序》是打马游戏的经验总结，而《打马赎》则是打马游戏经验的具体实践，两者讲的实际上是同一问题。因此，只有结合《打马图经·序》和命辞，才能全面正确的理解《打马赋》的内容。
打马是一种博戏，由来已久而南宋尤盛，与其他游戏相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且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者。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理不经见；藏酒、樗蒱、双蹙融近渐废绝，选仙、加减、抽关头、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彼能通者少。打马游戏可多人参与，雅而不俗，又能增其智慧，故为李清照所独喜并以打马之戏为赋。作为棋类赋的创作者，她不是第一人，但把打马游戏写入赋中却是第一个，正如她在序中所言：“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打马赋》写打马游戏但却不是作者轻松、自由的游戏之笔。而是寓有深意，这可以从其创作的背景，及题材本身的特性中看出。
按余冠英的说法，这是一首描写歌舞晚会场面的小诗，只有欢乐而已，没有多深的政治意义。
在一个贵族欢宴的场合，有一个身份高贵的青年男子，在中央为大家起舞助兴。只见他一幅少年得志、得意洋洋之态，边舞蹈边吹奏笙竽之类乐器，人们欢呼雷动。他得意之际，便左手执定乐器，右手来招呼诗人与他协奏《由房》之乐。受这种氛感染，人人都能感到无比欢欣快乐。接着写这位男子狂欢之余，放下乐器，开始跳起舞来，其乐陶陶，令人陶醉。他左手执定羽旄，右手招诗人与他共舞《由敖》之曲。场面欢畅淋漓。
诗共二章，摄取了两组歌舞的画面，一是奏“由房”、一是舞“由敖”。“由房”可能是“由庚”、“由仪”一类的笙乐，属房中之乐。胡承珙《毛诗后笺》：“由房者，房中，对庙朝言之。人君燕息时所奏之乐，非庙朝之乐，故曰房中。”而“由敖”可能即骜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敖，疑当读为骜夏之骜， 《周官·钟师》：奏九夏，其九为骜夏。”今天已不知两舞曲的内容，但从君子（舞师）“阳阳”、“陶陶”等神情上看，当是两支欢快的舞乐。“其乐只且”恰恰说明其乐之甚。“只”，韩诗作“旨”；《诗三家义集疏》：“旨本训美，乐旨，犹言乐之美者，意为乐甚。”
诗的格调流美。所演奏的是房中宴乐，乐曲比较轻快，而演奏者本人也自得其乐，《程子遗书）：“阳阳，自得。陶陶，自乐之状。皆不任忧责，全身自乐而已。”想见舞师与乐工是乐在其中。诗人为乐工，故诗中“我”在描写歌舞场面时也就比较轻快这与《王风》其他篇章那种苍凉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按朱熹的解释，此诗写夫妻歌舞为乐。丈夫邀请妻子一起跳舞，由妻子唱出来，表现了他们自得自乐、欢畅无比的情绪。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写夫妻恩爱、歌舞自娱的情形并不多，多的是征夫愁弃妇怨。因为这样做，至少要这样一些前提：两个人情深意笃，有较高的修养和情趣，以及拥有较多的闲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妻，大字不识的衣夫，恐怕难以歌舞自娱。由此可以推断，此诗的主人公大概应是殷实人家，或是已经衰落了的世家子弟。这也容易让人想到，闲暇是人们自娱自乐、吟诗作画、游山玩水的重要前提。整日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不会有此雅兴。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