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中牟道中二首》是作者以因仕途一片光明而产生的兴奋心情来写入京途中之所见所感的。这两首绝句八个诗句分别写雨意、归云、坏郭、浮屠、 杨柳、蜻蜓、凉风、尘沙等意象，运用拟人等手法表现了作者服丧后重登仕途的舒畅之情。两首诗各从不同侧面描写，整组诗又是一个整体，情感相同，结构统一。第一首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第二首末句与组诗开头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就不会有凉风裹抄而来的形象发生。全诗节奏和谐舒缓，情调幽默风趣。

　　第一首从大处远处落笔，首句写气氛，满天乌云正酝酿着雨意；次句写雨前天空浮云游动，诗人名之曰“归云”，可见时近黄昏，该投宿了，不过中牟已近在眼前，雨意又“还未成”，所以诗人并不担心中途遇雨使人“断魂”，反而以闲适自在的心情感到飞渡的“归云”在伴送自己行路。第三句写中牟县城，那城郭虽残破，但“依然”二字表明是旧地重来，所以还是给诗人以亲切之感；末句写高高的千伴宝塔迎送着过往行人，三年前它送自己回乡，而今又迎接自己重返仕途。

　　第二首从细处近处着眼。首句写雨前微风，杨柳摇曳多姿，像是不等待媒介就来向行人讨好；次句写雨前蜻蜓低飞，当它飞近过往人马时，又像有所猜疑，远远飞开。凉风也卷来尘沙，凉风虽适意，尘沙却恼人，于是诗人展开异想，怎能与凉风约定，不要挟带尘沙同来。

　　两首各有描写侧重，但又是一个整体，其内含的情感相同自不待言，在结构上也是统一的。前首的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次首的末句与前首的首句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凉风自不会裹挟尘抄而来了。

　　二诗作于途中，颇富动感，但其节奏却是徐缓的，好像感到诗人纡徐前进的步伐。归云伴行，浮屠送迎，固然明写出了在“行”；蜻蜓近马而又飞去，可见是缓缓而行；中牟县那残败的城郭不也是随着绝离的缩短而越来越清晰，才使诗人辨认出还和旧时一样吗？一切都在徐缓的旋律中活动，唯独中牟县城依然像过去一样雄踞前方，显示着它的古老与凝重。动与静的和谐统一，使诗歌所构成的意境动而不流于浮，活而不趋于乱。

　　二诗的突出处在于幽默风趣的情调。这自然和诗人此刻的心情直接相关，但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说，这种情调与拟人手法的运用分不开。此诗的拟人不是简单的叙人拟物，而是在比拟中斌予物以不同的性格，并使物与人进行交住。云能“行”能“归”，已是拟人，而伴人行路，更显出对行人殷勤体贴的情意；浮屠之迎人送人本是人的感觉，而着一“管”字，送迎不但变成浮屠发自内心的行动，而且显示出它对人的热情与诚笃；杨柳之在“招人”，主动地表现出亲昵的情意；蜻蜓“近马”又“相猜”，活泼而又顽皮。这种种事物各自以不同方式与行路的诗人进行着交往，于是唤起了诗人也要与景物进行交往的要求，想与凉风订约了，于是更添了诗的清趣。这颇县特色的拟人手法的运用，使两首绝句风趣幽默的情调油然而生，别具风情。后来杨万里诗歌的“奇趣”与“活法”，恐怕是受到简斋诗的启发。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分两组，这是其中一组的第二首。

　　第二首不像第一首那样以谐音写含蓄情事，而是从身居蜀地耳闻巴人歌唱自然引发怀乡幽思。

　　首句“楚水巴山江雨多”看似平易概括的摹写却流露出诗人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多年贬谪远任的愁苦。楚地巴山远离长安，虽然暂时避开政治漩涡，但对于心怀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却是心仍有不甘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也许正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不能不使人愁苦，伤心失意下也属正常。压在心头的大石无法移开，难以消除的寂寞和烦闷更无法排遣。江雨又来，淅沥不歇，更添伤情。

　　“巴人能唱本乡歌。”于此伤情怀思之下巴人乡歌又传入耳。“歌者那知听者愁，一声一叹总牵情。”巴人歌唱本属常有之事，诗人却将其平常事入诗中，可见诗人自己心绪却是常常不平静的。自然不是只因耳听巴人歌声才起的不平静，人总是会因某事而及他情。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了。本来由江雨多引起的伤情再又由巴人的歌唱更是雪上加霜了。

　　闻歌思归，自然引出下两句：“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长安，不算是自己的归处，多次的贬谪打击，他怕是早已对政治不怀希望了，长安那里只是自己的伤心地而已。至于诗人想归何处，可以从诗句中推测。《纥那》当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身披绿色绮罗踏着《纥那》曲的和声边舞边歌的乡人想必是欢迎自己归来的一朝离乡，飘零天涯。也只有那里才不排拒自己。因有这样的想法，窗外的绿水微波渐渐幻成故乡人身上迎风而舞迎己归来的绿色绮罗，耳边听闻的《纥那》节拍又显得那样的清晰明了。

　　组诗歌词的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如同屈原作《九歌》一样，刘禹锡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

　　这首诗是追和南北朝时的柳恽的《江南曲》而作，诗承接柳恽《江南曲》意，重在写离别后的欢聚之情。首联描写汀洲上的白苹，颔联描写江边、岸上的优美景色，颈联表达对柳恽的敬意，尾联描写水中鱼儿竞游。这首诗句法和格调都模仿了柳诗所用的齐梁体，李贺以清新的笔调写夫妇相聚时的即景。其中尾联采用暗喻的手法，以双鱼比喻夫妻感情和睦。

　　“汀洲白蘋草，柳恽乘马归。”选取特有的景物“汀洲”、“白蘋”，既写出家乡的温暖，又道出柳恽回乡的欢快心情，同时表达出物是人非、柳恽仙去之意。

　　“江头楂树香，岸上蝴蝶飞。”描写江边、岸上的优美景色，以“楂树香”调动嗅觉，“蝴蝶飞”调动视觉，一静一动，渲染了家乡的可爱。

　　“酒杯若叶露，玉轸蜀桐虚。”写夫妻团聚后的欢乐和恩爱，一边畅饮家乡的美酒，一边弹着古琴，使相聚充满了诗情画意。

　　“朱楼通水陌，沙暖一双鱼。 ”描写水中鱼儿竞游，暗喻柳恽生命虽去，精神犹存。

　　柳恽的《江南曲》写男女相思之情，李贺的追和诗“柳恽乘马归”应之，将笔墨落实到柳恽身上。柳诗写相思之苦，李贺写相聚时的欢乐。柳恽原诗为齐梁流行的艳体，李贺以清新的笔调写夫妇相聚时的即景。因之，所谓“追和”倒不如说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