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作者静坐书室，意外地听窗外上树上有沙鸥前来投宿，十分惊喜。“偶听上梢扑鹿”，“偶”字意即偶然地，或者说是意料之外地，“扑鹿”是象声词。首句说，他偶然听到门前上树梢上有飞鸟拍打翅膀的“扑鹿”声，凭着生活经验，他“知是沙鸥来宿”。首二句无丝毫的渲染与夸饰，似乎是简单地平铺直叙，但只要稍稍揣摩，便不难发现，这十二个字既写出了环境的寂静，又写出了树上鸥鸟的活动，从字面看，人未见形，鸥未露体，而在读者的意念中，却分明“看”到作者凝神谛听的神态，“听”到沙鸥抖动翅膀的扑扑鹿鹿的声音，这足以说明，这两句近似口语的话，并非随意信手写来，而是经过认真推敲锤炼而得，因此颇为传神。
“稚子莫喧哗，恐惊他。”沙鸥前来投宿，作者无限欣喜，他小心翼翼地向正在玩耍的孩子们示意，告诫他们不要吵闹，恐怕惊吓了鸥鸟。这两句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沙鸥这种鸟儿非常喜欢，同时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而且增加了本词的生活气息。“莫”字和“恐”字表达出作者对沙鸥由衷的喜爱。
下片写鸥鸟远飞，词人不免怅然若有失，进而将鸥鸟人格化，与之沟通思想，借以抒发心志。“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作者正因为沙鸥落在“诚斋”门前上树上高兴，转瞬间沙鸥忽然振翅远飞，作者深感失望，先前的激情顿时冷落下来。“不知何处”说明作者对鸥鸟十分记挂，面对一片空虚的茫茫夜空，他万分焦虑，却又无可如何。两句中“飞去”二字重复使用，这种手法在现代修辞学上称为“顶真”，因为用得恰切自然，所以读起来丝毫没有重复的感觉。
“我已乞归休，报沙鸥。”结尾两句，作者和盘托出心志，把自己辞官归隐的事告诉沙鸥，表述了他期望求得沙鸥“理解”的心情。据《宋史》记载，杨万里长期被贬，愤而辞官家居，临终前曾有“韩佗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的话，说明他因为报国无门，又不被人理解，忧愤至死。本词把沙鸥视为“知己”，寄托自己的感情，其意也在于排解内心的苦闷。
第一首诗赞美了宣城物产的丰饶、景色的清嘉，并特别将土产的紫毫笔冠以“风流”的名号，暗指历代文人曾用此写下名诗佳篇，流传不朽。诗中又以调侃的口吻，说诗人舅氏往任太守，如以牛刀割鸡，一则叹其大材小用，一则赞其理政游刃有余。全诗多用借语、典故，显示其“无一字无来处”的特点。
首联“试说宣城郡，停杯且细听”，写在酒宴上告别，谈到舅舅李公择要去的地方，诗人便来了劲，一古脑儿倒出宣城的情况，让人们停住酒杯听他按照预定的想法非正式地讲。此联是侧面总写，提起人们对宣城了解的兴趣。
颔联“晚楼明宛水，春骑簇昭亭”，写了宣城的山水。春天来了，“山晚望晴空”的谢朓楼被清亮明静的宛溪河缠绕着，更显得高耸雄伟，多姿多彩。春光像跑马似的，跨越山山水水，簇拥围拢着敬亭山。敬亭山原名昭亭山，晋初为避晋文帝司马昭名讳，改称。南齐诗人谢眺《游敬亭山》诗有“兹山亘百里，合杳与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的描绘；唐代李白先后7次登临此地，且留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联的“明”与“簇”，皆活用看动词。
颈联“罢稏丰圩户，桁杨卧讼庭”，写了宣城是一个天然的粮仓，是一个讲究法治的地方。前句意思是说，圩户的种田人家，家家户户五谷丰登。后句写犯了罪就要处治，处治是依法律程序，不能乱来。“桁杨卧讼庭”，是一种有序的审判。当时黄庭坚的舅舅正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故黄庭坚用依法律程序来说事。
尾联“谢公歌舞处，时对换鹅经”，是写宣城民风淳朴，歌舞升平，讲求道德与教化。谢公谢眺，在宣城任太守时他“勤于郡治、劝民教士、关心农政”，给宣城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被称为“谢宣城”。歌舞处，指谢朓楼，那里歌舞升平，人民生活安逸。这些楼台歌舞是一种教化，时时焕起人们的道德良心。此联意下，一个地方的治理应该像宣城那样和谐安定，稻熟年丰。
第二首诗咏赞宣城山明水秀的佳丽风光，并以想象之笔写出舅父到任后受到民众拥戴、歌舞欢欣的景象，以及百姓富足、政事简易清明的情形。且以曾在此地做官的谢脁来比喻舅父的文采风流，还特别用王羲之故事点明其淡泊心境。全诗笔法简炼，内涵丰富，虽未全脱送人上任的陈套，但因诗中多写入当地名胜、人物，平易亲切。
黄庭坚是北宋诗的大家，造诣很高，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黄庭坚在文学艺术上是具有很高天才的，而又卓然自立，不肯随人后的。他作诗时，态度郑重，精心结撰。第一首，开头似叙事，接下来作描叙，中间两联对仗工整，活用名词、动词为形容词，讲究字眼的锤炼，他通过奇特的意象、新颖的比喻和使事用典，达到了停杯细听说宣城的目的，形成一种峭拔生新的艺术效果。这种以叙述为诗、以议论为诗、以理趣为诗的独特艺术手法显示出他独特的个性风貌。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水土不服，或因江南湿气太重，患有“重膇”之疾。“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种仙灵毗》），看来有时脚肿得利害，为了能帮助行走，他的确使用过一条拐杖。
“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前趋问长老，重复欣嘉名。”讲的是寻得灵寿木的过程。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政治上遭迫害和永州恶劣的生存环境，三十多岁的人迅速衰老，对于过早的生出白发，诗人是很伤心的。《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云：“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树对衰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成为渺茫的梦，而永州山水和永州人对诗人的关怀和慰藉，使诗人渐次忘却了悲哀。而以一老翁自居，认真地做起了永州人来。
这一天，诗人又到郊外游历，倒映在明镜般的潇水里满头的花发。不仅没有让诗人伤悲，反而有了几份惬意。抬头望去，前方正有一长者，正扶杖慢行。那手中的一条拐杖，引起了诗人的兴趣，既然自己也是一白头老翁，拥有一条支节强劲的拐杖，也是再好不过的了。诗人加快步伐，追上长老。而后一番热情的对话，其详情今天无法得知，但从诗人行云流水般的诗句中，读者仍可感受到亲切友好的气氛。当然，最让诗人感兴趣的长老的拐杖，竟是由久闻大名的灵寿木制成的。
“蹇连趋衰朽，方刚谢经营。敢期齿杖赐？聊且移孤茎。”讲的是种植灵寿木的原因。
前两句，当倒过来读，诗人对自己正当年富力强，而不得拖展自己抱负、才华的处境，已没有了流放之初的激愤与哀伤。也明白自己过早衰老的原因，在于面对的艰难困厄的现实。“敢期齿杖赐？”表明了诗人对这一现实的清醒理解，虽然为此诗人付出了青春年华的代价。“聊且移孤茎”，在长老的指点下，诗人寻得灵寿木并挖得一枝，移栽至自己的住宅旁。这一举动，是诗人对统治者的彻底失望，也标明诗人在永期间，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汪森《韩柳诗选》曰：“‘丛萼’四句，写物极能刻画。”“丛萼中竞秀，分房外舒英”，写所植灵寿木成活、生长、开花的情景。从“竞秀”和“舒英”看，该灵寿木在诗人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的确令人欣慰。也可得知，诗人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灵寿木枝条细而韧，故有枝条时从树上倒垂向下，突兀强劲的枝节，又常相对而生。好一幅灵寿木的生态图，其外柔内刚的形态，简直能呼之欲出。难怪汪森大加赞叹。
然而接下来四句汪似乎理解错了。他说：“‘循玩’四句，写扶杖意亦极醒露。“看来，汪森以为诗人砍下了一枝灵寿木做成了手杖，来帮助诗人行走。
读者不妨将最后两句，一气读下，“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安”作疑问副词，和“能”一道修饰动词“事”，当译为“哪能干砍伐的事，将它用来帮助自己行走。”看来诗人是不忍心对灵寿木加以翦伐的。
往前两句，“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循玩”，作抚摩赏玩。那么诗人抚摩玩赏的是灵寿木，还是用灵寿木做成的拐杖。足，作“足以”解，联系上文诗人对灵寿木的描写，再联系下文“安能事翦伐”，可知“循玩”的对象，应为蓬勃生长的灵寿木，而非用灵寿木制成的拐杖。“稍觉”，不应理解为“稍微觉得”，而应为“渐渐觉得”，自己走路的步伐也轻松了。
还剩下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便是：诗人种植了灵寿木之后，为什么又不用它来作拐杖呢？
《植灵寿木》一诗中，有两点值得读者注意。一是种植灵寿木时，柳公被贬永州多年。被贬初期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那种悲天悯人伤感，都已被岁月磨蚀。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已经和诗人的血肉融为一体。正是“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的心境，才奠定了创作享誉千古的“永州八记”思想基础和感情基调。二是对统治者诗人已不再寄有什么希望。对现实则有更多理性的认识。“敢期齿杖赐？”正是诗人这种认识的反映。所以植灵寿木的目的。不再于获得一条拐杖，而是对“之所以赐老者之杖”的一种冷峻的抗议，甚至是一种大胆的讽刺。“聊且移孤茎”，活画出诗人植灵寿木的目的。
明白了这两点，再读诗人对蓬勃生长的灵寿木的细致刻画，在读者眼前出现的，就不仅是一棵灵寿，而更多地能感受到诗人的灵魂。读者才能深切地体会“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的深刻内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