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首写景诗,都是抓住一个细节,抓住平凡事物中富有诗意的东西加以表现。
第一首,在湘水渡中,不写湖光山色,两岸风物,却抓住了中流的一只渔舟;又不写渔舟的种种,视线却集中在渔夫身上;却又不写渔夫的种种,单写他穿翻了衣衫,发髻不裹的自由疏散的服饰,体现了诗人对劳动者不拘礼法、衣着随便的欣赏之情。画面表现得光度集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第二首写野径早行,提供给读者的也只有单纯的集中的印象:沿途红红白白、四方飘香的野花。诗人集中兴趣于郊野的自然景物,而景物中最耀眼的则是向行人献媚竞艳的路花。这时,他身外的一切都不在他眼里了,见到的只是白白红红之花,闻到的只是四面八方袭来的香气,他就将这刹那间的感兴形之于诗。诗句并不特别警拔,但诗人的兴会却表现得异常鲜明。
第三首写途经柳宗元祠堂。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如果换一个居官永州的诗人,路过柳子祠,不免要怀古一番。可是杨万里的眼睛却盯住了篱竿上的蜘蛛网。篱竿本来是编在栅栏上护花的,然而却成了蜘蛛结网的凭借。这是人们在园边宅畔常见的小事物,写入诗中,给人以异常的亲切感,也显示了诗人的童心。从中固然可以发现平凡的小东西中的诗情,若说其中含有某种讽喻,似乎也无不可。好诗是常常留着让读者充分想象的余地的。
以上三首都集中绘写景物中的某一个点,有如电影中的特色镜头;而第四首乍看似是写全景和远景。但细察之,置于画面中心的仍然是吸引视觉的有生意的景象。道路和远山只是画面的背景,着重呈露的却是草中的牛背和秧间的人踪。诗人的用心始终是赋予平常事物以新鲜感。
这组诗充分体现了杨万里诗歌风格清新活泼,明朗通脱,语言浅近平易,无艰涩造作之态的特色。
此诗起句“虎啸”二字,即指张良跟随汉高祖以后,其叱咤风云的业绩。但诗却用“未”字一笔撇开,只从张良发迹前写起。张良的祖父和父亲曾相继为韩国宰相,秦灭韩后,立志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皇”(《史记·留侯世家》)。“破产不为家”五字,点出了张良素来就是一个豪侠仗义、不同寻常的人物。后两句写其椎击秦始皇的壮举。据《史记》记载,张良后来“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诗人把这一小节熔铸成十个字:“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以上四句直叙之后,第五句一折,“报韩虽不成”,惋惜力士椎击秦始皇时误中副车。秦皇帝为之寒栗,赶紧“大索天下”,而张良的英雄胆略,遂使“天地皆振动”。七、八两句“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写张良“更姓名潜匿下邳”,而把圯桥进履,受黄石公书一段略去不写,只用一个“智”字暗点,暗度到三句以后的“曾无黄石公”。“岂曰非智勇?”不以陈述句法正叙,而改用反问之笔,使文气跌宕,不致于平铺直叙。后人评此诗,说它句句有飞腾之势,说得未免抽象,其实所谓“飞腾之势”,就是第五句的“虽”字一折和第八句的“岂”字一宕所构成。
以上八句夹叙夹议,全都针对张良,李白本人还没有插身其中。九、十两句“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这才通过长存的圯桥古迹,把今人、古人结合起来了。诗人“怀古钦英风”,其着眼点还是在现实:“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这两句,句法有似五律中的流水对。上句切合圯桥,桥下流水,清澈碧绿,一如张良当时。岁月无常,回黄转绿,大有孔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下句应该说是不见张良了,可是偏偏越过张良,而说不见张良的恩师黄石公。诗人的用意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未尝没有如张良一般具有英风的人,只是没有像黄石公那样的人,加以识拔,传以太公兵法,造就“为王者师”的人才罢了。表面上是“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实际上,这里是以曲笔自抒抱负。《孟子·尽心下》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表面上孟子是喟叹世无孔子,实质上是隐隐地以孔子的继承人自负。李白在这里用笔正和孟子有异曲同工之处:“谁说‘萧条徐泗空’,继张良而起,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诗人在《扶风豪士歌》的结尾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可以看作是这首诗末两句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