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
《踏莎行·祖席离歌》是宋代词人晏殊的作品,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咏别情。上片写饯行的情景,开始写送别场面,然后分别从居者、行者两方面写离情,一方面表现居者依依难舍,另一方面叙写行人不忍离去;下片单从居者方面写对行者的思念,因行者从水路乘船走,所以仍紧扣水波写。全词融情于景,情境如画,勾勒出一幅春江送别图,语言含蓄婉转、平易而意旨深曲。
此词起二语,写在饯行的酒席上别情依依。“离歌”与“别宴”同属一事,而“别宴”又与“祖席”意同。此处不避重复,是为了强调送别的场面。“香尘”句,写刚分手时的情景:落花满地,尘土也带有芬芳的气息,已隔着漠漠的香尘,彼此还一再含情回顾。“回面”,虽未点明是“居人”还是“行人”,但可以想见双方都缱绻缠绵,不忍别去。四、五句从送者与行者分别写来,两相对照,令人尤难解颐。尽管频频回望对方,总有不能再看到的时候。一个小树林,隔断了人的视线,那马儿也象了解“居人”的心意,仰首长嘶,而“行人”已乘船渐行渐远,终于随着江流的曲折而隐没不见了。马嘶、棹转,从侧面衬托出别情之深。
过片两句,写“居人”登上画阁,不禁黯然魂消,凭倚高楼,独自含愁极望,惟见江波映照着落日余辉,伸展向遥远的天边,徒令人增添别恨而已。居人登楼,只是惘惘离怀,有所不甘,并不必为了继续目送行舟。词语不粘不脱,有悠然远意。
时间上,下片与上片亦不一定紧密衔接,登楼极目,只是别后的情事,遥念行人,无时能已。句中“只送”二字,怨极恨极而又无可奈何,语言平易而意旨深曲。收二句“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写别后的思量,自上句“平波远”三字化出。抒情主人公放纵自己的想象,让此情随波而去,绕遍天涯。由眼前的渺渺平波,引出无穷无尽的离愁,意境本已深远,再以“天涯地角”补足之,则相思相望之情几趋极致。
此词写饯别相送及别后的怀思,均情景逼真,含蕴无尽。如一幅丹青妙手绘的春江送别图,令读者置身其间,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缱绻深情。
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