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雨花台是坐落在南京城南的一处名胜,登高远眺,诸景诸色,尽收眼底。南京曾是明代建国之初的都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就在南京钟山之上;南明福王朝廷也曾建都于此。诗人登上雨花台,举目四望,不禁感叹万分。开头两句不禁点名了诗人的布衣身份,而且还隐含着一股豪气。魏禧在明亡之后,绝意仕进。清统治者为笼络文士,曾诏举博学鸿词,他拒绝应试,因此年至四十,仍甘心老于茅屋。“麻鞋”乃乡间野老所穿,杜甫曾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在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时刻,魏禧以“此日麻鞋拜故京”表达了更为深沉浓重的情感。
三、四两句诗人心头的怒火陡然升起,诗人发出了激愤的责问:究竟谁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表现了诗人对祸国殃民者的仇恨和对历史的反思。“全破碎”的“全”字含义深刻。金瓯破碎,竟然无一可以幸免,而且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遭到了迅速覆灭的命运。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之后,阉党余孽马士英等把持了朝政,不积极备战,以图恢复,反而倒行逆施,大兴土木,恣意荒淫,遂使山河全部为清所有。战火遍地,四处疮痍,甚至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墓也难逃厄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诗人用“可堪翦伐到园陵”表达了痛心疾首的义愤之情。其中有对断送国家者的鞭挞,也有对异族入侵者的控诉。
五、六两句诗人内心的怒火转化为憎恶怨恨,从而使全诗的内蕴更加深邃和丰富。“牛羊践履”既是实写眼前景,又是对异族侵略者的微妙讥讽。作为刚从游牧部族进入关内的清人,牛羊的践踏锦绣江山,就如同他们的铁蹄在蹂躏着大江南北。“多新草”三字含义深长,形象地描绘出了被牛羊践踏的田园一片荒芜,只有野草时时更新的景况,黎民百姓的悲惨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相对的却是雍容华贵的官府车盖,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更令人触目惊心者还是“半旧卿”三字,那些曾在明朝为官为宦的权贵们,在异族入侵着面前卑躬屈膝,侧姿求媚,腰身又变成了当朝的新贵。他们毫无民族气节,不顾国家生死危亡,只知追求个人安乐,不正是这些民族败类葬送了明代的江山吗?这就与上一联“谁使山河全破碎”紧紧呼应起来。“冠盖雍容”与诗人“柴荆”“麻鞋”的身份相映衬,表露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意,诗人强烈的民族气节也就愈加分明。“多新草”与“半旧卿”,一新一旧,新草遮盖的是旧日山河,旧卿却扮演了新贵的角色。由此不难见出诗人锤字炼句之功。
最后两句,诗人在雨花台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满腹的悲愤还未倾吐干净,不觉暮色已经降临。作者的真挚情感甚至打动了天地万物,只见凄风悲号,江水痛哭,日夜不息。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达到了“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全诗也就在这悲风声中收束。
《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