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词人以渐进的手法写主人公独立小楼所见之景。首二句写主人公眼看楼外云散雨住,飞絮牵住蝴蝶飞行的脚步,一派春意阑珊之景,这样美好的景致不禁令人想入非非。接下来,词人马上反跌一笔,“人在玉楼中,楼高四面风”,两句与楼外之景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在小楼上,只能望着远处美好的春景,而回看四周,只有冰冷的四壁,感受到的也只有吹来的凉风,流露出主人公心中隐隐的伤感。
下阕首二句续写春色,景情交融:楼外是杨柳青青,暮色冥冥,烟笼翠瓦,楼中人则心有戚戚,笼在心头的是那如烟雾般的愁绪,进而逼出“休近小阑干,夕阳无限山”两句,暗自警告自己,切莫凭栏望远啊,在这蒙蒙之色中,只能眼见夕阳渐渐低沉,落入远山,而思念的人更在远山之外,望也望不到,只是徒增伤感罢了。结尾两句,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写主人公在小楼中所见之景,全为景语,但景中含情,情景交融,毫无矫揉造作之气,令人回味无穷。词中之景都是从闺阁中所看到的,伤情之人眼中的景象都是凄迷伤感的,因此“不洗铅华,而自然淡雅。”此词写得十分含蓄,只描写景物而不明确表达其作词之意,很类似于《花间集》的风格。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这首七言绝句写诗人在旅途中过重阳,登高远望所见所感,抒发浓浓的思归的情怀。
首句点明题旨: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远望。九月九日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有登高的习俗。游子在外,都难免思乡思归,登高远望时,当然会遥望故乡的山川。这一句非常恰切地写出了游子此时此地的望乡动态。次句由动态转写心情,这种“归心归望”的情怀,不是直抒胸臆抒发出来,而是寄寓在“风烟”中,一个“积”字很有分量,道出了归心归望的程度。风烟有多浓多广,那么诗人的“归心归望”也就有多浓多广。这样表现了诗人的归思归望是浓浓的厚厚的。
最后两句写诗人远在他乡的高山上,和大家一起喝着节日的菊花酒,而这里与故乡身隔万里,只能伤心地望着鸿雁飞向南天。重阳登高喝菊花酒是习俗,饮酒是叙事,而游子此时思归,难免多饮几杯,借以消乡愁,这就是事中寓情;饮酒消乡愁,叙事中寄寓了乡愁之情。“鸿雁天”是写景,是鸿雁南飞之景,而诗人是范阳人,雁南飞而反衬人不能北归,这就是景中含情了。
杨慎举出此诗与王勃《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认为两诗雷同。实际上,王诗与此诗正好可以参读。王、卢的《九日》诗,虽然题材相同,构思相似,但是王诗的结句,问得痴情,问得无理而妙,表现诗入对南方生活的厌倦。而卢诗的结句,是以雁南飞反衬人不可北归的乡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艺术特色不同,非抄袭雷同可比。这两首诗,立意清新,情感真切,构思细密,结构完整,是唐人绝句中的名篇。所谓“王、扬、卢、骆当时体”也。具实卢照邻的诗,以“适意为宗”,“不以繁辞为贵”,题材广泛,深情流丽,雄劲自然,富有奇崛的幻想色彩,无论是在“初唐四杰”中还是在整个唐初诗坛,都是十分突出的。
这是一首凭吊杜甫的诗,此诗用语温丽意悲,描写了草堂荒芜景象,并抒发了缅怀诗人之情。
首联“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点题,起得平平。颔联“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则写的热情洋溢,推崇杜甫的诗业成就:“旧宅”是眼前所见,万古应留,是诗名长在;“新诗”为意中所念,千金难求,是诗人已殁。两句相反相成。”颈联“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则从“旧宅”入笔,遥接杜诗所写物态,古今勾连,见出常变之景。杜甫《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此处“鸥飞尽”反用其意。槛崩鸥走,以见旧宅的荒凉。尾联“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反承上意,从不变之山月摹想,极致低徊惆怅之情。再点“忆”字,有人亡物在之叹。
此诗中二联颇见功夫,胡震亨说作者“工于造联”,大概即指此类。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