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久已招我隐庐山,为何犹豫仍不前?
只是为我亲友故,不忍离群心挂牵。
良辰美景入胸怀,持杖返回西庐间。
沿途荒芜甚凄凉,处处废墟无人烟。
简陋茅屋已修耷,还需治理新垦田。
东风寒意渐逼人,春酒解饥消疲倦。
薄酒虽不比佳酿、总胜无酒使心安。
世间之事多忙碌,我久与之相疏远。
耕田织布足自给,除此别无他心愿。
人生百岁终将逝,身毁名灭皆空然。
注释
和(hè):以诗歌酬答,并依照别人的诗歌的题材和体裁而作。
山泽:山林湖泽,泛指原野山丘河湖。此处代指陶渊明自己隐居的庐山之麓的乡村和大自然里,是相对于高峻幽险的庐山而言的。
见:表示被动,相当于“被”。
招:呼唤;邀请。
胡:何,为什么。
乃:竟,竟然。
踌躇:犹豫不决,停留,徘徊不前。
直:只,仅仅。
故:因此,所以;表示因果关系。西汉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夫秦无道,故沛公得至此。”
索居:独居于一地,孤独地散居。
良辰:美好的时光。辰:时光,日子。
奇:珍奇,稀奇。西汉司马迁《史记·吕不韦传》:“此奇货可居。”这里是不寻常的意思。
挈杖:持杖,拄杖。挈:提起。
西庐:指作者在柴桑县西部的旧居,具体地点难以考证。
涂:同“途”,道路。
茅茨:茅屋。《诗经·小雅·甫田》:“如茨如梁。”东汉郑玄注:茨,屋盖也。”茨:用芦苇、茅草盖的屋顶。
已就治:已经修补整理好。就,成。
新畴:新开垦的田地。畴,已耕作的田地。
谷风:即“榖风”,指东风。
凄薄:犹“凄紧”,寒凉,寒意逼人的意思。薄:迫近,接近。战国屈原《九章·涉江》:“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现代古直《陶靖节诗笺注定本》:“谷风宜和,而反寒,故曰‘转凄薄’。”
醪:浊酒。
饥劬:饥渴劳苦。劬:劳累。
弱女:古代习俗,生女后即酿酒,并将此酒埋藏在山坡,等到其出嫁时再取出饮用。此处为比喻薄酒。一说此诗中的“弱女”乃陶渊明之女。
男:喻醇酒。
栖栖:忙碌不安貌。
共相疏:谓诗人己与“世中事”相互疏远。疏:疏远,不亲近。
称:符合,相当。《韩非子·王蠹》:“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奚:何,疑问词。
去去:不断消逝,指时间迁移。
百年外:指死后。翳:隐藏,藏匿。《韩非子·内储说下》:“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
翳如:湮灭无闻的样子。如:好像, 如同。战国列御寇《列子·汤问》:“日初出大如车盖。”
此诗是陶渊明回答刘柴桑邀请他隐居庐山的事。刘柴桑与陶渊明往来关系甚密,陶集中有唱和诗《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二首。逯钦立注《陶渊明集》将这首《和刘柴桑》诗系于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年),陶渊明四十五岁。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郑之春月,也确如姚际恒所说,乃是“士女出游”、谈情说爱的美妙时令。《郑风·溱洧》一诗说,在清波映漾的溱水、洧水之畔,更有“殷且盈”的青年男女,“秉兰”相会、笑语“相谑”,互相赠送着象征爱情的“芍药”之花。此诗所展示的,则是男女聚会于郑都东门外的一幕,那景象之动人,也决不逊色于“溱洧”水畔。“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二章复叠,妙在均从男主人公眼中写来,表现着一种突见众多美女时的惊讶和赞叹。“如云”状貌众女之体态轻盈,在飞彩流丹中,愈显得衣饰鲜丽、缤纷照眼;“如荼”表现众女之青春美好,恰似菅茅之花盛开,愈见得笑靥灿然、生气蓬勃。面对着如许众多的美丽女子,纵然是枯木、顽石,恐怕也要目注神移、怦然动心的。
在迈出城门的刹那间,此诗的主人公也被这“如云”、“如荼”的美女吸引了。那毫不掩饰的赞叹之语,正表露着这份突然涌动的不自禁之情。然而,人的感情是奇特的,“爱情”则更要微妙难猜:“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虽则如荼,匪我思且”——在众多美女前怦然心动的主人公,真要作出内心所爱的选择时,吐语竟如此出人意料。两个“虽则……匪我……”的转折句,正以无可动摇的语气,表现着主人公的情有独钟。好奇的读者自然要打听:他那幸运的恋人而今安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缟衣茹藘,聊可与娱”二句,即带着无限的喜悦和自豪,将这位恋人推到了你的眼前。如果你还知道,“缟衣綦巾”、“缟衣茹藘”,均为“女服之贫贱者”(朱熹),恐怕在惊奇之际,更会对主人公肃然起敬:原来他所情有独钟的,竟是这样一位素衣绿巾的贫贱之女!只要两心相知,何论贵贱贫富——这便是弥足珍惜的真挚爱情。主人公以断然的语气,否定了对“如云”、“如荼”美女的选择,而以喜悦和自豪的结句,独许那“缟衣茹藘”的心上人,也足见他对伊人的相爱之深。
由此回看诗章之开篇,那对东门外“如云”、“如荼”美女的赞叹,其实都只是一种渲染和反衬。当诗情逆转时,那盛妆华服的众女,便全在“缟衣綦巾”心上人的对照下黯然失色了。这是主人公至深至真的爱情所投射于诗中的最动人的光彩,在它的照耀下,贫贱之恋获得了超越任何势利的价值和美感。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 这两句是说,青苔地上落满红叶,秋天的悲凉气氛,实令人不堪忍受,何况又是凉风劲吹,晚间落雨的天候。
“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可见因秋而思友,因秋而悲叹年华易逝,白发(二毛)将生,不觉距老年临近了(白居易长元稹七岁)。以景寓情,委婉含蓄,虽语调沉郁,却韵味有致。--引自李济洲编著之《全唐诗佳句赏析》。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