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对张缋刚正不阿的精神和未得施展的才学，给予了赞颂，并作了慰勉和劝诚。
第一首首联引申《庄子·秋水》“鸱得腐鼠”，而“吓”“鹓雏”之意，之“枭鸱”得“解纵”，“凤凰”被剥“啄”，比喻小人逞凶，君子遭害。世局如此，自无天理可以推“详”的了。次联赞扬了张缋的峥嵘风骨。上句称张缋就像汉代朱云那样，只知道凭借“尚方斩马剑”，誓“断佞臣”之头（《汉书·朱云传》），决不妥协。下句化用曹操《苦寒行》诗意，说他不肯因为太行山艰险，可能摧折车轮，而回避不前。这两句把两个著名典故精心组合，成为孔平仲诗中的佳联。张缋的凛凛风骨，在诗行中闪出了光彩。三联则评议了朝政的污浊，也从政治得失上为张缋作了分析。上句说：软媚者虽然卑躬“折腰”于小人之前，仍然屈居“下列”，所得几何？而洁身自爱者虽然“垂翅”，但终将振翅南飞，又算什么“失”呢？这两句把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后汉书·冯异传》的“始则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的名言加以提炼，构成一联对句，以形象说理，极具启发性。末联“不如长揖尘埃去，同老逍遥物外乡”，在析理的基础上，对张缋提出建议：你的立身大节既已确定，对出与处的两种可能又都深有了解，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看来，不如长揖尘世，同老于“物外”之乡，去做“逍遥游”，才真正适意呵！这里的“长揖尘埃”，“逍遥物外”，化用了《庄子》语意，对污浊政局表示了厌弃。
第一首在赞誉中带有不少安慰的口气，第二首则于推崇中渗入了一些劝勉的成分。重点还在第二首。第二首首联对张缋备极推崇，而又深表惋惜。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却“官职”未“通”；他有“经纶”天下的满腹学问，却“卷蓄”而不得展用。次联以两个比喻，指出张缋不会久困“下列”，终将重返朝廷。上句是化用《后汉书·仇览传》“积棘非鸾凤所栖”的话，说鸾凤虽暂时“托巢”于“枳棘”之上，终能栖息在梧桐之颠，正如神仙，虽也有谪降，毕竟已在蓬莱三山“定籍”。三联对张缋既有勉励，也有劝诫。上句用《列女传》鲁穆公时漆室女忧念国事，倚柱而歌的故事。下句用《韩非子》卞和献璞玉被砍足，抱璞哭于荆山的故事。两句一气呵成，意思是说，只要存着漆室女的耿耿之心，定有施展抱负之一日，无须学卞和抱璞而哭，因为世事本是倚伏不定的，否极终将泰来。于是引出尾联的宽缓语。尾联化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词意，以及《淮南子》“塞翁失马”的故事，对张缋作了鼓励。诗人指出：张缋在政治上虽然暂受挫折，只要此心不渝，定有祸去福归之一日。
这两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说理与抒情有机统一。两者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割裂。但诗人熟练地掌握了写诗技巧，使之结合自然。如第一首的一、四联，第二首的四联，一再化用《庄子》中《秋水》、《逍遥游》和《老子》、《淮南子》中的词意与典故；第一首的三联节取汉代、晋代两朝的成语，说理成分都较浓厚。然而这些说理的内容，不仅与形象结合，而且发之肺腑，从而具有抒情色彩。在喻人以理的同时，还能起到感人以情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抽象、空洞地述说道理之弊。
这两首诗的中间两联把一些为人处世的生活准则，反复进行艺术综合，最后概括成精彩偶对，构思过程颇费推敲。如第一首次联以“斩马凭孤剑”对“摧车避太行”，“斩马剑”三字经他一分为二，“斩马”与“摧车”，便成了工对。又在“剑”前缀一“孤”字，以与“太行”成对，这“孤”字很能表现出持剑人的胆气。再通过“但知”、“岂为”这样旨意确切的词语加强表现力。主人公张缋的劲直气骨，便鲜明地突现出来。又如第二首三联以“漆室葵心”对“荆山玉泪”，句首的“但存”、“莫学”，倾向性都很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5��方式，而十分推许前者。“玉泪”二字更打破了比拟妇女泪水的一般用法，而换上卞和抱璞玉哭于荆山的内容，顿时异彩焕发。由于诗人在中间两联的写作上狠下了功夫，在酝酿一、四两联时，又尽可能地发挥他运用散行句式的特长，这就使他的七律作品能成为宋诗中的优秀诗篇。其中如“但知斩马凭孤剑，岂为摧车避太行”、“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学荆山玉泪苦”等联，以工巧的对仗表现了古代“劲直”之士除恶犯险、无所畏避的精神和忧国忧民、无怨无悔的心志，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