箪瓢自钟鼎，风月即勋名。
春树重重暗，晴云片片明。
沧波山阁外，浩荡一鸥轻。
箪瓢自钟鼎，风月即勋名。
春树重重暗，晴云片片明。
沧波山阁外，浩荡一鸥轻。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流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风章，在酒席上流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流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