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系《塞下曲》组诗之一。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四首,描写边防将士取得重大胜利后,边地兄弟民族在营帐前设宴劳军的场面,气氛热烈融洽,赞颂了边地人民和守边将士团结一心,保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豪迈气概。
此诗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细吟组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野外天幕下设下劳军盛宴,边疆兄弟民族都来祝贺我军凯旋。
喝醉酒后还要和着金甲跳舞,欢腾的擂鼓声震动了周围的山川。
注释
敞:一本作“蔽”。
琼筵:盛宴。
雷鼓:即“擂鼓”。
词的小序昭示了词人灵感激发、感而赋词的创作契机。
上片“海言飘零”一句,描绘现时飘泊异乡、凄凉身世之状,既写自己,亦写姬人。语虽无奇,却极沉痛,非国破家亡、颠沛流离者不能道出,这句是全词情思感发的中心枢纽,词人的千愁万感,词作的千情万状,率皆由此生发而来。接下来五句措以虚笔,写故国歌舞升平,恍若梦里天上一般。“金屋”,华丽住宅,“银屏”,银色的屏,二句极写帝王生活的奢华、淫糜,类似于“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李白《妾薄命》)的故事和白居易描写杨贵妃“珠箔银屏迤逦开”(《长恨歌》)的名句,暗讽之意顿现。词人点化这些历史典故,虚笔点染,借以代指本朝故事,寓意便非同寻常:一来将宋君亡国同秦帝汉主唐皇帝的荒淫误国联系在一起,摆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反思,暗含讥刺之意,批判深刻,二来又将这种切身之感和故国之思推宕得很远很远,恍如缅怀秦皇汉武历史陈迹一般,再着以“坠露飞萤”绘虚清缥缈、忽闪迷离之状,“梦里天上”写亦真亦幻、虚实相间之境,便将这种深沉的历史反思和剜心切肤的身心感叹藏锋敛迹起来,表面上似乎是淡语、景语,以虚笔出之,而实际上,虚幻之表下掩藏着沉重的历史意境。“问当时”以下诸句转写姬人,故国老姬,身怀绝艺,善鼓琴瑟,犹记当年遗谱。而挥手鼓瑟所弹皆为哀惋之音,既似黄鸾呖呖,又似山泉叮咚。这里,怀绝艺、善鼓瑟,盛赞姬人美质,林莺呖呖、清泉泠泠,比拟琴瑟好音,而“遗谱”“哀弹”,恰似一层薄雾轻纱,笼罩在尚未显露的明亮基调之上,使之呈现出灰蒙阴霾之色,渗透出绵延无尽的哀绝情思。故国情思的魂灵,激越着身世哀感的热血,贯注在清亮似黄莺流转、清越如山泉潺湲的琴瑟好音当中,殷殷呈现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美感。
下片开始,经过形式上的停顿、过渡,词人的情感波澜微息,意绪渐生。他冷静地冋顾了姬人的遭际和故国的衰亡。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几度风雨变幻,而今身世浮萍,鬓变星星;山河破碎,二帝被掳,几经干戈击撞,而今家国易主,干戈飘零。“尘飞沧海”是化用了有关麻姑的典故,“东海三为桑田”,所以“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见葛洪《神仙传》)。“龙庭”,指金人王庭,这里,词人沾濡着深沉的反思意绪,描绘出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统治的沧海桑田的巨变,意思恍惚,措笔凝重,在风云变幻、岁月飘摇的更替之中,渐渐崭露出了山河破碎、物是人非的境况,渗透出不胜凄怆的气氛。接下来“写胡笳幽怨”三句,再将笔墨集中到姬人身上,当年花容月貌一般的美姬,飘零异国他乡,蹉跎无情岁月,如今已是身心憔悴,人老珠黄,再也没有图画一般的美貌。这本身就是一幅图画 ,一幅浸润浓郁故国之思的美人迟暮图,它幽然唤起了一种象征,一种国家兴衰的象征。因而,它同“舞彻中原,尘飞沧海,风雪万里龙庭”的狂歌烂舞、沧海桑田、金人一统天下等画面交织叠印在一起,便显得哀惋痛绝,寓意深广。从个人的遭际中折射了国家的破亡,在人生的感喟中涵濡了世事的渺茫,国家兴衰的象征意义愈加明晰。而结尾文处一句轻飘之言,又把读者带到真正的现实,凉月、青灯,一切都已成陈迹,恍然如一场春梦。
此词最大的特点是运笔巧妙,对比强烈。梦里天上,金屋银屏,而现实却是国破家亡,今昔难比。往日美姬成憔妇,昔日佳音为遗曲。强烈的对比、强烈的情感,体现了词人对于国家灭亡的痛惜,自己晚年飘零异乡的孤独。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此诗描写作者率领军队与入侵的吐蕃军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情景。前两句描绘的是一幅初秋边关阴沉凝重的夜景,寓意边境局势的紧张;后两句表现了作者作为镇守边疆的将领,斗志昂扬,坚信必胜的豪迈情怀。全诗表现了边防将帅在对敌作战中的警惕性,以及刚毅果敢的性格和蔑视敌人的豪迈气概。格调高昂,读来使人振奋。
这首《军城早秋》,一方面使读者看到严武作为镇守一方的主将的才略和武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位统兵主将的词章文采,能文善武,无怪杜甫称其为“出群”之才。
“昨夜秋风入汉关”看上去是写景,其实是颇有寓意的。我国西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武装,常于秋高马肥的季节向内地进犯。“秋风入汉关”就意味着边境上的紧张时刻又来临了。“昨夜”二字,紧扣诗题“早秋”,如此及时地了解“秋风”,正反映了严武作为边关主将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对敌情的熟悉。
“朔云边月满西山”接着写诗人听到秋风的反映,这个反映是很有个性的,他立即注视西山,表现了主将的警觉、敏感,也暗示了他对时局所关注的具体内容。西山,寒云低压,月色清冷,再加上一个“满”字,就把那阴沉肃穆的气氛写得更为浓重,这气氛正似风云突变的前兆,大战前的沉默。“眼中形势胸中策”,这是一切将领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所以诗的前两句既然写出了战云密布的“眼中形势”,那胸中之策就自不待言了,诗中略去这一部分内容,正表现了严武是用兵的行家。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更催”二字暗示战事已按主将部署胜利展开。两句一气而下,笔意酣畅,字字千钧,既显示出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气势,也表现了主将刚毅果断的气魄和胜利在握的神情,而整个战斗的结果也自然寓于其中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
如果把一、二句和三、四句的内容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中间有着很大的跳跃。了解战争的人都知道,一个闭目塞听、对敌情一无所知的主将,是断然不会打胜仗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前主将对敌情的敏感和了解的程度。诗的一、二句景中有情,显示出主将准确地掌握了时机和敌情,这就意味着已经居于主动地位,取得了主动权,取得了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这一切正预示着战争的顺利,因而,胜利也就成了人们意料中的结果,所以读到三、四句非但没有突兀、生硬之感,反而有一种水到渠成、果然如此的满足。这首诗写得开阖跳跃,气概雄壮,干净利落,表现出地道的统帅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