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道，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
这首诗是作者即将离开金陵东游扬州时留赠友人的一首话别诗，篇幅虽短，却情意深长。此诗由写暮春景色引出逸香之酒店，铺就其乐融融的赠别场景；随即写吴姬以酒酬客，表现吴地人民的豪爽好客；最后在觥筹交错中，主客相辞的动人场景跃然纸上，别意长于流水般的感叹水到渠成。全诗热情洋溢，反映了李白与金陵友人的深厚友谊及其豪放性格；流畅明快，自然天成，清新俊逸，情韵悠长，尤其结尾两句，兼用拟人、比喻、对比、反问等手法，构思新颖奇特，有强烈的感染力。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和风吹着柳絮，酒店里溢满芳香；吴姬捧出新压的美酒，劝客品尝。“金陵”，点明地属江南，“柳花”，说明时当暮春。这是柳烟迷蒙、春风沉醉的江南三月，诗人一走进店里，沁人心脾的香气就扑面而来。这一“香”字，把店内店外连成一片。金陵古属吴地，遂称当地女子为“吴姬”，这里指酒家女。她满面春风，一边压酒（即压酒糟取酒汁），一边笑语殷勤地招呼客人。置身其间，真是如沐春风，令人陶醉，让人迷恋。
这两句写出了浓浓的江南味道，虽然未明写店外，而店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杨柳含烟的芳菲世界，已依稀可见。此时，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视觉、嗅觉、听觉全都调动起来了。
“柳花”，即柳絮，本来无所谓香，但一些诗人却闻到了，如传奇“莫唱踏阳春，令人离肠结。郎行久不归，柳自飘香雪。”“香”字的使用，一则表明任何草木都有它微妙的香味，二则这个“香”字代表了春之气息，这不但活画出一种诗歌意境，而且为下文的酒香埋下伏笔。其实，对“满店香”的理解完全不必拘泥于“其柳花之香”，那当是春风吹来的花香，是泥土草木的清香，是美酒飘香，大概还有“心香”，所谓心清闻妙香。这里的“店”，初看不知何店，凭仗下句始明了是指酒店。实在也唯有酒店中的柳花才会香，不然即使是最雅致的古玩书肆，在情景的协调上，恐怕也还当不起“风吹柳花满店香”这七个字。所以这个“香”字初看似觉突兀，细味却又感到是那么妥贴。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的一群年轻人来到这里，为诗人送行。饯行的酒啊，你斟我敬，将要走的和不走的，个个干杯畅饮。也有人认为，这是说相送者殷勤劝酒，不忍遽别；告别者要走又不想走，无限留恋，故“欲行不行”。李白此行是去扬州。他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李白性格豪爽，喜好交游，当时既年轻富有，又仗义疏财，朋友自是不少。在金陵时也当如此。一帮朋友喝酒，话别，少年刚肠，兴致盎然，没有伤别之意，这也很符合年轻人的特点。“尽觞”，意思是喝干杯中酒。“觞”，酒器。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便是事件的结局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离别之宴终归要散的，此时把手相送，心中的感伤便不能自已，诗人借水言情，寓情于物，表达了惜别之情——我和友人的离别的情义与东流之水相比哪个更长呢？其气魄体现了诗人浪漫豪放的一贯风格，也不能不让人想起诗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
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但诗人不是简单的相喻，而是设问比较，迷迷茫茫地，似收而未收住，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想象的空间。采用这种表现手法，李白可能受到前人的启发，如谢朓就写过“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但李白写得更加生动自然。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诗构思巧妙。首句”风吹柳花满店香“，是阒无一人的境界，第二句”吴姬压酒劝客尝“，当垆红粉遇到了酒客，场面上就出现人了，等到“金陵子弟”这批少年一涌而至时，酒店中就更热闹了。别离之际，本来未必有心饮酒，而吴姬一劝，何等有情，加上“金陵子弟”的前来，更觉情长，谁也不愿舍此而去。可是偏偏要去，“来相送”三字一折，直是在上面热闹场面上泼了一盆冷水，点出了从来热闹繁华就是冷寂寥落的前奏。李白要离开金陵了。但是，如此热辣辣的诀舍，总不能跨开大步就走吧。于是又转为“欲行不行各尽觞”，欲行的诗人固陶然欲醉，而不行的相送者也各尽觞，情意如此之长，于是落出了“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结句，以含蓄的笔法，悠然无尽地结束了这一首抒情的短歌。
很多人写离别，大多少不了言愁，所谓“离愁别绪”。然而，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悠扬跌宕，唱叹而不哀伤，富于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
上阕以景起，气象雄浑，景物壮阔。接着，前结四个短句是起处写景的继续和演化。从人的感情说，开始位立江滨，见青山、红日、大江，心胸为之开阔，有此壮美之景。后来，随着江水望去，“长安远，在何处“，不见长安，只见渔灯客帆，于是感到“愁”来。上阕处理景、情、意的关系，理路清楚，而运笔有起伏。有衬托，以“长安远”为中间枢纽，前后时间。场景，顿生变化，由高远绮丽转为低小出寒，反映作者迷茫的心境，而通体不高“对江山”所见，词笔极为浑成。
下阕一连四短句十六个字，倾吐出满怀衷肠，语凄清苦。古人名换头为过变，或藕断丝连，或异军突起。这样汪洋恣肆地抒怀，是上阕酝蓄、堆积的结果，当感情的阀门一下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悔儒冠误”，是一句十分悲愤感慨的话。“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感丈二十二韵》）。富家子弟养享处代，而一般读书人往往潦倒一生。杜诗言辞激愤，溢于纸面，政治生涯不顺利的晁补之，前句用“暗想”，后句用“自悔”，表达了词人自怨自艾的情绪。普人阮籍，佯狂不羁，纵酒颓放，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实际上也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手段。他常驾车独游，等到路走不通了，便痛哭而返。这里词人觉得他和阮籍一样，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是不可能了，而羁于谪宦，欲归又不得归。换头后这四句是词人抑郁壅塞的感情的暴发。
这首词写作者贬玉溪（信州）后，面对江山兴起的悲伧情怀。上阕以写景为主。有青山、红日、大江、余震的绮丽壮景，也有几点渔火、一片客帆的凄迷景色，略寓感情。词的艺术上的成功，着重在下阕，于一泻无余倾吐衷曲后，用多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事物，层层渲染，步步加深来抒发因贬谪而产生的伦然之情，从红日暮到红烛暗，到津鼓响，时间的跨度长，调动的景物多，但写来如春蚕吐丝，条条缕缕，清晰明白，使词人的悲伦之情如见。既曲折，又明快，用古人的话说大抵是：“触景生情，复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稼丽周密。譬之织锦家，真窦氏回文梭也”（贺裳《皱水轩词筌》）。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