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这首诗是题在杭州望海楼的柱子上的。作者名姓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从中体会到一种复杂的情感。这不是一般的思乡之情，而是作者常年羁旅在外而产生的一种落寞之感。
首句以景起笔，“浙江轻浪去悠悠”，诗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望海楼上向远处眺望，看到了这一场景。在这里，这个叠字“悠悠”下得好，钱塘江的水面悠长而空寂，而诗人的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悠悠”的水波，还是“悠悠”的往事，它们都“去”了，一去不复返，只停留在诗人的记忆里。但是诗人又是如此怀念它们，所以就产生了第二句中所说的“愁”。“望海楼吹望海愁”，有人曾就此句对此诗的作者提出猜想，认为这首诗系郑谷所作，因为第二句中所用的反复手法正是郑诗中常见的。而据笔者考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郑守愚是宜春（今属江西）人，其一生中并未有在余杭（杭州）的经历。但是，这一句所用的手法却是与郑的反复惊人地相似。望海楼上吹来的当然是海风，但在诗人笔下，望海楼上随海风而来的，似有淡淡的忧愁。这个“望海愁”，不仅与“望海楼”谐音，给人以音律反复回环之感，而且“望海”之愁，意蕴深远，含蓄蕴藉。望海时到底引发了什么愁绪？这里诗人没有说，但后二句中却有很明显的答案。
第三句笔锋陡然一转，“莫怪乡心随魄断”，“乡心”即思乡之心，“乡心”断即谓诗人已不再思乡，这是为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在第四句中给出了答案。“十年为客在他州”，原来诗人已在杭州作客十年，十年不得回乡，对故乡早已淡忘，因此是“乡心随魄断”。故乡在诗人心中早已成为远方天际的浮云了啊。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愁”呢？答案就在三四两句中。这其实是诗人“说话的艺术”。“乡心随魄断”是真的已断乡心了吗？很明显不是的，若是则诗人也不必生愁。但诗人偏说：我的乡心早已断结了，因为我远在异乡时间已经太长了。看似豁达，实则倍加思乡！其字字皆从千百回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由此看来，诗人不是“乡心断”，而是“乡心甚深”，以致随魄皆断。这里注意这个“随魄”。如若诗人果真已将故乡忘却，那么他为什么要“断魄”呢？为什么要生愁呢？所以说这是曲笔言愁，而余味悠长。如果诗人一味说“我如何如何思乡啊！”，非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情感的表达，其情感并不直接用语言叙述出，而是让大家在读完全诗中体味出。第二句中“望海楼”“望海愁”交错复沓，声音婉转，而意在突出“望海”，进而引出诗人所表达的“愁”。晚唐的诗风自李义山已渐趋朦胧，而这首诗在朦胧中又有明确的情感，让人回味无穷，无疑是一首上品的佳作。
此文重点描绘滕王阁雄伟壮丽的景象。状写宴会高雅而宏大的气势，抒发自己的感慨情怀。文章在交待了“故郡”、“新府”的历史沿革后。便由阁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写起。“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就坐落在这片吞吐万象的江南大地上。接着，作者的笔由远及近，由外景转而描绘内景。“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桂殿兰宫”、“绣问”、“雏登”。“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王勃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一个“路出名区”的“童子”，“幸承恩于伟饯”，他为自己有机会参加宴会深感荣幸。但面对高官显耀，不免又有几分心酸悲怆。他转而慨叹自己的“不齐”的“时运”、“多舛”的“命途”。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郁闷和不平，倾吐自己“有怀投笔”、“请缨”报国的情怀和勇往直前的决心。情由景生，写景是为抒情、景、情相互渗透，水乳交融。浑然天成，恰似行云流水，挥洒自如，自然流畅。
对比铺叙，色彩鲜明。作者无论是状绘洪州胜景、滕阁盛况，还是叙抒人物的遭遇情绪，都能洋洋洒洒。展转生发，极成功地运用了铺叙宣染的方法。譬如在说明洪州的“人杰地灵”时。一气铺排了十四句，从历史人物到现实人物、从文臣到武将，不厌其多；写登临滕王阁远望的景象，则沙洲岛屿、山岭原野、河泽舟舸、宫殿屋舍、眼底之物，一一叙来，不一而足。
而这种铺叙，又是在对比之中进行的。这就使文章一波三折，跳跃起伏，回环往复。“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弦管、纤歌、美酒、佳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具，二难并”，这是盛况空前的宴会。相形之下，“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天才沦落，迷茫落拓，又是何等的悲凉。这是人物境遇上的对比。文中还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是地域上的对比；“逸兴遄飞”与“兴尽悲来”，是情绪上的对比；“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惭”，是怀才不遇和喜逢知己的对比。这种色彩强烈的映衬对比，在揭示人物的内心隐忧，烘托文章的主旨中心方面，能产生相反相成、鲜明晓畅的艺术效果。
对偶工整，用典恰切。全篇中除了“磋乎”、“鸣乎”、“所赖”、“云尔”等叹词、语助词与“勃”的自我称谓外，大部分都是四字一语和六字一语的对偶句。这中间有的是单句对，如“云消雨弄，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有的是复句对，如“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还有的是本句对，如“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中，“襟三江”与“带五湖”对，“控蛮荆”与“引瓯越”对。再如“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龙光”、“牛斗”等也都是本句对。这种对偶句不仅句式工整匀称，而且错综多变，读来节奏明快，整齐和谐，铿锵有力。
文中多次出现的典故。且都用得恰当贴切，非但没有冗赘晦涩之感，还使文章显得富丽典雅，委婉曲折、情意真切。“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这四个典故连用，隐喻作者命运坎坷、为沛王府修撰而受排斥打击和因作《檄英王鸡》文而被高宗逐出的遭遇，虽心怀愤懑之情，却含而不露，且无金刚怒目之嫌。“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这两个典故是隐喻自己不畏险阻、壮心不已的坚强信念。“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悫意之长风”等典故。则隐喻自己“长风破浪”的浩气和积极进取的决心。
化静为动，以物拟人。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将客观静止的事物写成富有动态之感，这是《滕王阁序》的又一特点。作者善于选词炼字，活化物态“飞阁流丹”、“层台耸翠”，只因了“飞”、“流”、“耸”诸字，巍峨的楼阁便腾飞起来，殷殷的丹青竟汩汩流淌，层叠亭台上的翠色也高高耸出.静物变成了动物，确有画龙点睛之妙。而洪州古城，也只因“漂”、“带”、“控”、“引”，变成了一位裁“三江”为衣襟，摘“五湖”作衣带，近则制“蛮荆”，远则接“瓯越”的巨人。至于如“星驰”般的“俊采”。“如云”的“胜友”，更是灵动活现，气韵不凡。
在艺术上，《滕王阁序》有以下写作特色：
（1）句式错落，节奏分明
全文以四六句为主，杂以六四句。七字句，六字句，四字句，三字句，二字句，乃至一字句，这些句式，根据表意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使节奏分明，内容起承转合。一般来说，二字句用于抒情（文中有两处：“嗟乎”“呜呼”）。三字句、四字句用于一个话题的开始或转折。六字句或七字句连用，为平实的叙述。四六句或六四句连用，为叙述或抒情的展开部分。仅有一个一字句“勃”，是自指兼表提顿。这样，全篇的行文，既起伏跌宕，又自然流转。
（2）骈俪藻饰，辞采华美
全篇采用对偶句，不但字面相对，而且音韵大体相对。如“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一句中平仄交替，上下句之间又平仄相对。如此讲求音律，又不影响意义表达，写出来的句子抑扬顿挫，富于乐感，富于诗意。这篇序文，如“物华天宝”“俊采星驰”“紫电青霜”“钟鸣鼎食”“青雀黄龙”“睢园绿竹”“邺水朱华”等，都是讲求辞采的典型例子。这样，文章辞采华美，赏心悦目。
（3）运用典故，简练含蓄
这篇序文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有的是历史故事，有的是前人文句，而运用的手法又有所不同，有的是明用，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有的是暗用，如“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有的是正用，如“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有的是反用，如“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典故的运用，加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