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浑将军祖先即汉代匈奴浑邪王。因此开始二句：“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就从浑将军的祖先写起：远在汉代，他们就是归顺中原政权的部落首领，族贵兵强，屡建战功，高居王位。起调高远雄浑，豪气笼罩全篇。“子孙相承”以下四句，由“族贵兵强”生发开来，依次展示出浑将军家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子孙相承”，遍布朝野；“部曲”精锐，驰骋“燕支”。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所向披靡。开篇六句概括、勾勒浑氏家族显贵、英勇的雄壮气势，为下文造声势、作铺垫。
“银鞍玉勒绣蝥弧”以下四句，将焦点聚集到了浑将军身上。但，诗人并不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以烘云托月的手法，渲染出浑将军的忠勇义烈和赫赫战功。“银鞍”一句，先以物写人。马具精良，军旗猎猎，显示出浑将军高昂的志气。后面三句，每句以一历史上的名将形象来烘托浑将军。“嫖姚”指汉代名将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大破匈奴（此喻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句首用一“每”字，表明浑将军经常随哥舒翰出征，战功累累。此外，又以李广的体恤将士，身先士卒，卫青的不泥于古人兵法，以方略为贵，托出浑将军的优秀品质和用兵的灵活。以上十句可作为第一层，诗人从“族贵兵强”、战功卓著等方面，把浑将军的形象勾勒得高大雄武。
“传有沙场千万骑”以下为第二层，形势急转。当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向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羽书”飞至，形势危急时，浑将军又毅然奔赴疆场，奋战不息。塞外的生活艰苦清寂，时而传来几声哀厉高亢的画角声，更增添了几分凄严肃穆的气氛。而诗人却以“宝刀”切望为国杀敌而昼夜鸣叫这一兀傲奇警的夸张想象，再一次形象揭示出浑将军忠勇义烈的英雄本色。“意气”二句，诗笔又从正面直探心曲，传达出浑将军豪迈的“意气”：只要能为国杀敌，确保边疆，就是转战“万里”，“辛勤”经年，也算不了什么。继而诗人再以“黄云”连绵、衰草遍地的广漠边塞；“旌旗”朝飞、“刁斗”夜鸣的军旅生活；春风不度，杨柳绝迹的“关西”艰苦环境，反衬出众多“侠少年”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这众多的英雄形象，如众星捧月一般，使浑将军叱咤风云、驰骋万里的风貌更加光彩照人。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回应题目的“送”字，寄寓自己的殷切希望。“从军借问”二句用王粲《从军诗》之意，颂扬浑将军所从之主帅哥舒翰的“神武”。正因为如此，才不致久劳师于外，故麾下当“击剑酣歌”，以示庆幸。据《左传·文公十三年》，有晋人士会返晋，绕朝赠之以策的记载。“策”字这里语含双关，也有“策谋”之意，意思是希望浑将军不要忘记自己临行时所献的破敌之策。“仲宣诗”即王粲所作之《从军诗》，本颂扬曹操西征张鲁的胜利，此喻报捷之诗，期望浑将军早奏凯歌，建立功业。诗人连用两典，结语悠远。杜甫说高适“篇终接混茫”，这首诗就是一例。
在这首诗中，高适以高远雄浑的起调，整散相间的句式，不停转换的韵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了浑将军这样一个忠勇爱国的名将形象，使其诗歌具有雄壮豪放的鲜明艺术风格。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该文节选自《秋水》。
《秋水》是《庄子》中的又一长篇，用篇首的两个字作为篇名，中心是讨论人应怎样去认识外物。全篇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写北海海神跟河神的谈话，一问一答一气呵成，构成本篇的主体。后一部分分别写了六个寓言故事，每个寓言故事自成一体，各不关联，跟前一部分海神与河神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结构关系上的联系，对全篇主题的表达帮助也不甚大，似有游离之嫌。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轻松闲适，诗意盎然。一力辩，一巧辩；一求真，一尚美；一拘泥，一超然；让人读后会心一笑而沉思良久。
惠子好辩，重分析。对于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重在知识的探讨；庄子智辩，重观赏。对外界的认识带有欣赏的态度，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如果说惠子带有逻辑家的个性，那么庄子则具有艺术家的风貌。
《蝶恋花》词牌一般以抒写缠绵悱，恻之情为多，似此词以健笔写景，而能大气包举，摄人心魂，观之词史，实为罕见。一字一句是真是实，又迷离惝恍如梦如幻。词境超迈，意象玲珑，令人佩服其凌云健笔。
“千古”三句点出海岱楼的地理位置。首句将地名嵌入，有助于晶莹澄澈意境的塑造。李白《蛾眉山月歌》说：“蛾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下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蛾眉山月”、“平羌”、“清溪”等词，均于地名中寓情境，米芾正是借鉴了李诗的这种手法。下阕则以想象、比喻等手法，描绘了明月初升、如梦如幻的下上奇观。作者描绘海市蜃楼、蓬莱仙山等人间仙境，都是为了营造气氛，衬托明月，则最后两句无疑就是点睛之笔，突出了题目“海岱楼玩月作”。词中写景之作，有柳永的《望海潮》，写月之作，有苏轼的《下调歌头》，但柳词重点在于摹写人间美景，苏词重点在于对月抒怀，米芾此作则是以想象的笔调，描绘了梦幻般的月色，在表现上自有其独特性。
这首词的上阕，首先从海岱楼所处的地理位置人手。“千古”一句，是对涟下全境的景色的总写。涟下为下乡，当时境内有中涟、西涟、东涟诸下，是黄河由淮河入海的必经之地，且东濒大海，北临运河，下乡清绝，故以“涟漪”称之。然后特出一笔，写海岱楼之高拔地而起，“下瞰秦淮尾”，形容楼高用了夸张手法。“下浸”二句承“下瞰”而来，转而描写碧天浸沉在下中，然后又由如下的碧天联想到“广寒宫阙”，这便引出一个“月”字，从而为下阕写月出作好铺垫。但“广寒宫”是由下中碧天联想到的虚写，作者的笔墨仍然是倾注于“人间世”，上阕的全部重点均在“人间世”，“广寒宫”也是为修饰“人间世”而出现的。
词人在下阕所写“玩月”。但首句却不去写月，而是写“海市”。但这首词中的“海市”，并非实写，写海才是实际，从而再次为月出作铺垫。经过再三铺垫，曲曲折折，月亮终于在千呼万唤之后出海：“鳌戴三山，顷刻随轮至。”这两句写月出，表面看来是写“三山”随月轮而至，月未出时“三山”暗，月出则“三山”明，月亮似乎瞬间移至眼前。这实际上还是写月，“三山”只是作为月的反衬物出现的。看似“三山”至，实即月轮出，这种笔法实际是借此写彼。这两句不仅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且写得神采飞动。“顷刻”一词，写出了月轮出海时的神气和凌厉。词中真正写“玩月”，只是最后两句：“宝月圆时多异气，夜光一颗千金贵。”这是巧借同名之珠以赞美圆月之可贵。这两句，前句重在其“异”，后句重在其“贵”，由于“异”所以“贵”。一轮明月，不知产生过多少神话，神奇之至，亦美妙之至，月也因此而提高了身价。月在古人眼中是群阴之宗，对其崇拜备至，所以这两句也包含着作者对于月的种种幻想与评价。
诗人借朋友游丛台之事，将朋友眼中见到的丛台景象加上自己的感慨，描绘出丛台一片荒凉萧索情景，抒写了自己吊古伤今之情。首联交待作诗缘由，次联写远望之景。颈联以对比手法，衬托丛台之荒凉，有声有色。尾联以往日赵武灵王之豪侈繁华与眼前台上长满绿苔的荒芜景象再作对比，更见出今日丛台之落寞凄凉。诗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令人回味无穷。
诗人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所写景物也不是一般的景象，而是诗的意象，即这些景物包蕴诗人及客人吊古伤今的情思。为了表达这种情怀，诗人除了采用意象叠加的方法，还采用了对比联想的手法来涤化。诗中所写的白云、树木、野去、绿苔、山鸟等，无不与昔日丛台的人、事、物相关联，这是对比的关联；从昔日丛台之盛对比今日丛台之荒，从而表达出富贵不存、时光难再、人世沧桑的感叹。如诗的颈联和尾联，写当年丛台上弦管齐奏，歌声婉转，舞袖翩翩；众多美貌妃嫔和绝色宫女，身着绮罗，环绕台前，那是多么欢乐。如今各式早已风流云散，只剩得山鸟乱啼，野去怒开，年武灵王与惠妃金舆玉辇的车辙都附满青苔了。这种对比有着很强的抒情效果，且用语清新，耐人寻味，写景如画，富有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