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这是刘庭信所作的套曲《春日送别》的第一曲，在元散曲中久享盛誉。全曲先写景而后抒情，由景生情，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首曲子的曲辞确实是“语极俊丽”。开头四句，作者扣住题中的“春日”，用工细绮丽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春景图。风衬杨柳，显杨柳更风流；雨衬梨花，显梨花更圣洁。杨柳随风，梨花带雨，风与杨柳，雨与梨花，皆互为映衬，相得益彰。风乃“丝丝”风，雨乃“点点”雨，“丝丝”、“点点”两个叠词，把春天特有的轻柔、甜美的韵味尽情透出；同时也隐含着柳摇若风，花落如雨的比喻。这四句对仗工整，实际上是以诗入曲，借对仗艺术而使这幅春景图形象更鲜明，色调更和谐。
“雨随花瓣落，风趁柳条疏”使用的是互文手法，梨花瓣落，因为雨打，更因为风吹；柳条稀疏，因为风拂，也因为雨洗。花落柳疏，也透露出隐隐的哀愁。这种情绪，在“春事成虚”以下五句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梨花瓣落，春将归去，故云“春事成虚”。这里的“无奈春归去”既指自然界的“春”，也指即将远去的“人”；同样，“春归何太速”一语，既是对匆匆而尽的“春”的质问，也是对匆匆离去的“人”的埋怨。而最后的“试问东君：谁肯与莺花做主”，便由怨而转为幽愤了，亦暗扣了题旨“送别”。
此篇是元末明初诗人唐温如的传世之作。关于这位作者，历史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然而，就是这一首诗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了他。借助于这样的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读者所能体悟到的，则是诗人特有的精神风貌。这首诗就像是他的一幅自画象，读过之后，诗人的精神风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诗题中的“龙阳县”，即今湖南汉寿。“青草湖”，即今洞庭湖的东南部，因湖的南面有青草山而得名。诗题中说“青草湖”，而诗中又写“洞庭”，是两水相连相通的缘故。
这是一首极富艺术个性的纪游诗。
诗的前两句“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把对历史的追忆与对眼前壮阔的自然景色描绘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以虚幻的神话，传递出真实的感情。秋风飒飒而起，广袤无垠的洞庭湖水，泛起层层白波，渺渺茫茫。那景象，与春日中轻漾宁静的碧水比较，给人一种深沉的逝川之感。诗人悲秋之情隐隐而出。但他故意不用直说，而塑造了一个白发湘君的形象，发人深省。传说湘君闻帝舜死于苍梧之野，追随不及，啼竹成斑，那是够悲切的了。而此时萧瑟之秋景，竟使美丽的湘君一夜间愁成满头银发。这种新奇的构想，更使人可以想象到洞庭秋色是怎样的触目惊心。客观世界如此，诗人自己的迟暮之感、衰颓之意，自然尽在不言中了。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两句对梦境的描写十分成功：入夜时分，风停了，波静涛息，明亮的银河倒映在湖中。湖边客船上，诗人从白天到晚上，手不释杯，一觞一咏，怡然自乐，终至于醺醺然醉了，睡了。“春水船如天上坐”（杜甫《小寒食舟中作》）的感觉，渐渐地渗入了诗人的梦乡。他仿佛觉得自己不是在洞庭湖中泊舟，而是在银河之上荡桨，船舷周围见到的是一片星光灿烂的世界。诗人将梦境写得如此美好，有如童话般地诱人。然而，“此曲只应天上有”，梦醒时，留在心上的只是无边的怅惘。一、二句写悲秋，未必不伴随着生不逢时、有志难伸的感慨；后两句记梦，写出对梦境的留恋，正从反面流露出他在现实中的失意与失望。所以三、四句看似与一、二句情趣各别，内里却是一气贯通、水乳交融的。
这两句对梦境的描写十分成功：梦境切合实境，船在天上与天在水中正相关合，显得真实可信；梦无形体，却说清梦满船，梦无重量，却用“压”字来表现，把幻觉写得如此真切；从梦境的清酣，不难觉察出诗人对于摆脱尘嚣的愉悦，记梦而兼及感情，则又有暗中传神之妙。古代写梦的诗不少，但像这首诗这样清新奇丽而又含蓄丰富，却是并不多见的。
全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笔调轻灵，写景记梦，虚实相间。构思之新颖独特，诗境之缥缈奇幻，为前人诗作所少见。而充溢在字里行间的那极富浪漫的色彩，也在后人的诗文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之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