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哭花”的小诗，以落花自比，借哭落花以抒发身世之感，悲愁、愤懑之情一贯到底，读来感人肺腑。
首句写花儿迟开。“香结”，即香气凝结。“破颜”，把花比作美人，指花开。全句意思是;曾经发愁花儿开得很迟。起笔便言愁，为全诗定下了愁的基调。
第二句写花儿很快就凋落了。“妖红”，形容花色十分鲜艳。“委地”，即落地。全句意思是：如今看见花时，红艳艳的花瓣儿落了一地。通过花儿凋落的惨象，写花儿既迟开又早落的悲惨命运，承接第一句的愁，进一步言悲。
第三句直接抒发作者的身世之感。“争”，即怎、怎么。全句的意思是：如果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落花，怎么能不失声痛哭？我们知道，心情愉快的人见到落花，并不会产生伤感的心情。作者之所以因花迟开而愁，见花早落而悲，完全是因为作者因不肯附“逆”而遭忌后满怀悲愁愤懑之情的缘故。落花触发了作者的身世之感，作者带着身世之感看落花，便更觉落花之悲惨，因此便按捺不住发出了“若是有情争不哭”的呼声。
第四句进一步抒发身世之感。“西施”是越国的绝色美女，为了国家的命运而嫁给吴王，功成后随范蠡泛舟五湖，传为千古佳话。作者以西施比喻花，极言花之美丽、高洁。全句意思是：昨夜一场无情的风雨，葬送了西施一样美丽、高洁的花。这一句是对花儿凋落的原因的解释，也是承接第三句，进一步抒发作者的悲愤之情。自然界的风雨，象征着政治上的腥风血雨。对自然界风雨的愤恨，也是对政治上邪恶势力的控诉。白热化的激情，通过精巧贴切的比喻表达出来，就使这句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被后人传诵的名句。宋代大词人周邦彦就化用这句诗的诗意，在《六丑》一词中写道：“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 这首诗因景生情，融情于景，以景托情，主观感情和客观描写高度统一，写得深婉感人，催人泪下。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首诗前两句写牡丹娇艳可爱的丰姿和闲雅安静的气度，后两句写花欲凋谢时的愁怨，暗言自己愁春光易逝，愁红颜易衰。这首诗以美人喻花，意境优美。含蓄蕴藉，余味悠长。
“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这两句先侧重写牡丹枝叶的状态和花的色彩。诗人以人写花，说碧绿鲜艳的牡丹叶，簇簇拥立，多像一个身着绿妆娴静文雅的少女；那色彩时浅时深错落有致的红色欲滴的花片，又像少女的衣裙。开首这两句，诗人把美人和牡丹融为一体，写的是牡丹的外部形象。
“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这两句是写“牡丹仙子”的内心世界，说花儿似乎也有情感，也有愁。因为牡丹花与春天同在，在美好的春天里，牡丹花娇嫩妩媚，姿容娟秀，清香万里，占尽了春情。然而，春天不能永驻，谁也无法挽留，这正是牡丹的愁心所在。它深知自己的芳香美色只能与春天同在。春天一去，它就会调零衰败，渐渐枯萎。因此，人们只知道欣赏春色，欣赏牡丹花的鲜艳，而不知道它的一片愁心。
这首诗在用字造句上，更是煞费苦心。以“绿艳”衬托“红衣”，使牡丹显得娇媚动人。作者不明言自己愁春光易逝，愁红颜易衰，而让花儿自愁自哀自伤自叹，真是翻奇出新，别有一番情致。全诗把牡丹花写得有血有肉有情感，达到了意境上的神化和形象化，是一篇较好的咏物诗。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