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士大夫的功业德行已经衰落,文风也日益败坏。
只见山中的石头,被立在路旁成了石碑。
碑文里记起功勋来一概像姜太公,写到品德时全都如孔夫子。
并且以字多为贵,千百个字就价值万贯钱。
写文章时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反正想见到的话也要等到下辈子了。
只想哄愚蠢的人开心,也不理会贤明的人嘲笑。
这难道仅仅是让贤明的人嘲笑吗,传到后世还会引起后代人的怀疑。
古石上生着苍苔的刻字,哪里知道原来是令人羞愧的吹捧之辞!
我听说望江县的县令,叫麹信陵,能安抚鳏夫寡妇。
在任时有仁政,但名声并没有传到京师。
他身死之后遗体要归葬故乡时,当地老百姓纷纷在路口拦住不放。
拉住灵车的辕子不让归葬,最后只能留葬在江边。
到现在说起他的名字,男女老少都感激涕零。
没有人为他立碑碣,只有当地人知道他的事迹。
注释
立碑:一作“古碑”。
陵夷:山陵变为平地,喻文风衰颓。
铭:记。
太公:指姜太公吕尚。
仲尼:孔子的字。
赀:通“资”,钱财。
愧词:在碑文中替人家乱吹捧而感到内心有愧。蔡邕为郭泰作碑,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见《后汉书·郭泰传》。
望江县:麹信陵曾任望江县令,为政清廉有政声。曾作《投石祝江祈雨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添黩之政,施于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于人以害其岁?”
江湄:江边。
碑碣:长方形的刻石叫碑,圆首形的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
《秦中吟十首》是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前后创作于长安的一组讽喻诗。这组诗是作者在政治思想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写成的。本首诗是组诗中的第六首。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李昂(即位前名李涵)在位十四年。他登基后宦官一直专权,甘露事变后他更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一生软弱,郁郁而终。他工于五言,诗风清俊有骨气。这和他的性格似乎不大一样。也许李涵本人也不是糊涂昏庸之辈,不过是唐王朝末期国家颓败的气数使他没有更大的作为罢了。
对于宫廷除了皇帝没有谁更有发言权了。这是一首先写景转而直抒胸臆的诗。
从诗的内容上看,这首作品应该写于甘露事变之后。路边的秋草和上林苑里的繁花相比,既不美丽,又不茂盛,只是平平凡凡的野草,而且这秋草是不起眼,没有人注意的道边草罢了。秋风一过,秋草只能随风而倒,全没有坚定自主的力量。所以看似在写宫中的一般气象,实际也说明了文宗只是个傀儡而已。后面的诗句里就带着骨气了,他宁愿凭高无限意的生活下去,而不稀罕整日复同侍臣的虚假君主生活。
就算御花园是天下最美的花园,但是文宗皇帝是不贪图这将要凋零的美丽的,他心中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登上统治者的高位,而不是做一棵依附于宦官的墙头草。王室的后代能有这样的理想,也算难能可贵了。唐代末期混乱的局势下,李姓王室已经处于了衰颓中。诗的开头说辇路上长起了秋草,这是不应该的,宫人连起码的除草工作都不认真对待了,可见王室的没落程度。这时候的文宗皇帝可能只有说说心中理想的权力了,要真的振兴唐王朝似乎仅是空想了。文宗远大的理想可贵在还没有忘记昔日先人打下的江山,但是这只能被理解为文宗身上有着贵族的骨气,他一个人是不能实现如此艰巨的目标的。其实他就是一个空想家。
他的心理后人是应该理解的,长期受人摆布,连人身自由都成问题的文宗皇帝很难抒发自己的苦闷。这首作品的立意还是有它的高明之处的。文字上抓住了宫廷的特点,像上林苑、辇道、侍臣,都是宫廷特有的。宫中题,表现在环境上,也是宫中人生活的写照。
宫廷除了它应有的繁华,热闹,也有许多神秘的黑暗面。书籍里也曾记载了许多宫廷中阴险复杂的倾轧,宫廷斗争历来是最危险的斗争,连皇帝本人都深陷这种漩涡的时候,一个王朝就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了。
这首《忆故人》词意与调名相仿佛,为代言体形式,写的是一个痴情女子对故人的忆念。全词深情谴绻,感人至深。
首四句写女主人公深夜酒醒时的情景。“烛影摇红”,写的是夜间洞房深处的静态:当时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女主人公刚刚酒醒,睁开惺忪的醉眼看看室内,只觉得空荡荡的、静悄悄的,唯有一枝孤零零的蜡烛摇着红色的光焰。“长”字状静定空气中之麝烟,似目前:“摇”字形容微风中之烛光,亦分明可睹。后来汤显祖《牡丹亭》烛影摇红,意趣盎然引人遐想。“向夜阑”,是说临近天晓。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说:“向,犹临也。”“夜阑”,是说夜将残尽。更深夜阑之际,女主人公宿酒初醒,神思慵怠。着一“懒”字,写出了她心情之失意落拓。虽未言“忆”,而回忆之意已隐然逗出。“尊前”二句,才开始落到忆字上。这里的倒叙不是平铺直叙地回忆,而是人物抒情时将往事自然而然地带出来,这样就比客观地描述要生动得多,感人得多。“尊前谁为唱《阳关》”,说的是饯别故人之时,她无可奈何地唱了一曲送别之歌。至此,可知她的“酒醒”乃是饯别时喝醉了的,前呼后应,针脚绵密。“谁为”二字,饱含着幽怨。她虽然唱了《阳关》,但又是懊悔,又是怨恨,充满了自怨自艾的情绪,至于为何,又不点透,这样此句便更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离恨天涯远”,蝉联上句,意境又进一步拓开。大凡词中写离情的,常常说“魂梦绕天涯”,此处女主人公本睡中,却直接用了“离恨”,这就避免了落套。此词不主故常,刬尽华藻,直抒胸臆,纯以情语见长。离恨远至天涯,表明她的思绪也跟踪故人而去,其情之深挚,露于言表。
下片起句用了一个典故,暗示幽会之后,故人音讯杳然。宋玉《高唐赋序》云:“妾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暗示楚怀王遇巫山神女,成为后世文人骚客寄迹青楼的代称。“云沉雨散”,暗示词中女主人公乃是一名青楼女子。而冠以“无奈”二字,则加强了感情色彩,似乎可以听到这名不幸的青楼女子的叹息声。
以下几句时间跨度较大,即从夜阑酒醒,到这时的倚阑远眺,再到黄昏时的庭院。这长长的过程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思量。此词意境空灵幽丽。黄庭坚云:“晋卿(王诜字)乐府,清丽幽远,工江南诸贤季孟之间,”(《词林纪事》卷五引)以这段评语来衡量此词,也颇为恰切。从这几句,可以想见女主人公斜倚阑干,凝神远望的神态。她那双盈盈泪眼饱含着离情别绪,饱含着怨恨和忧思。“东风”二字,勾勒出她特定的氛围中苦盼的神情,丰神独具,颇有韵味。
词最后以景语作结。“海棠开后”,是说花落春残,象征女子的芳华易逝,境已惨矣:“燕子来时”,是以归燕反衬故人之未归,激发和增添女子之离思,情更凄然。此处化用晏殊《破阵子》之“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把“梨花”易为“海棠”,并压缩为一联四言偶句,以更为凝炼的词笔表现人物的伤春之感和念远之情。这两个并列的句子一写花,一写鸟,原为两景,接着“黄昏庭院”一句,便把两景融合一个统一的意境中,自然浑成,思致渺远,真可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两,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两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两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