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开篇趣起，打趣自己，说只要清溪对岸有美酒，就可以招致自己这个难致的“幽人”前来。接韵以“更觉”的措辞，将自己与赵国兴暗中对照，以突出赵的“湖海豪气”。意谓因自己这样容易被招致，就更觉得赵这个有四方之志的湖海之士气度不凡、当卧百尺楼头了。“自叹”以下，直到结韵，全都是自我抒情。“自叹”一韵，伤惋自己年老才凋，作诗赋词，难以称意。上片末韵，明承起韵沽酒之辞，写自己得酒即醉、醉归于东风中的情态。暗接“不如人意”的句意，表达他欲因酒而排遣此愁的意思。有趣的是，这里写词人的醉态，不出以正笔，而以“松竹如醉”的曲笔来写，这就写透了他醉态朦胧的情态。而诗意正在“松竹如醉”的形容中。下片似写清醒时的思绪，其实是所谓“酒醉心灵”的思考产物。过片接上片末韵“东风”一词，写他对此春日美景若有所不足的遗憾感。此韵以“怎得”领起，表明所思所须实属不可得的用意。他所希望自己成为的，是庄周梦中那只栩栩然的物我浑一的蝴蝶，他希望作这一只蝴蝶，来纵情邀游于花丛间，把花底当成是整个的“人间世”即整个的世界。这就泄露了他希望忘世兼忘我的心意。而具有这种忘我兼忘世之想的人，显然是因为所承受的过于沉重痛苦之故，他在寻找着一个不可得的解脱。“记取”一韵，表明了他之所以想做庄周梦中的蝴蝶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暮春的江上，总是风狂雨骤，横暴的风雨从来不爱惜春天的美景，而要将它匆匆送走。“记取”一词，表明这种时光之忧，是他一直萦结在胸的旧伤痛。在“风雨”一句中，词人的悲凉、无奈之情可感。在这两韵里，花与春天的意象具有隐喻的色彩，它们隐指美好无憾的时光。同样，风雨也具有隐喻的色彩，它是作为破坏春天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生命所不能把握的横暴力量的隐指。因为以上的隐喻色彩，所以尽管是写的自然春天的过程，也令词人产生了不能承受的“万斛愁”。这样无法称量的沉重愁恨，只有杯中酒才可以解除，因为它可以使人沉醉忘忧。而象征了富贵极盛的头上金貂，在此时光之优面前，则显得毫无意义———流逝的时光把金貂象征的富贵、把一切存在甩在自己的后面化为虚无。结韵关合全篇，以此词不过是一种《宾戏》的解释，把一切打空，用来回复赵知录。这样的结尾，固然表明了他的游戏态度，同时也更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当词人反照自己的内心，发现了巨大的空虚和难以承受的痛苦时，他所去做的，不仅是以酒来沉醉忘情，更是要以排空一切的方式，来获得解脱。所以，这样的结尾，不是无聊的游戏，不是无意义的闲话，而是包容着一种压力和反压力的精神对抗的。
本词在章法上，打破上下片分段的词体常用格式，从上片第三韵就开始转为单纯写自己，是为变格；但变中有不变，如下片全为上片末韵引起，写自己春日归途上醉酒后的忧思与解脱。在表意上，全词似散而聚。所谓散，是指它头绪众多；既赞友人，又自叹衰老才枯；既写耽酒情状，又写耽酒的原因；既抒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幽恨，又写忘世遣愁的心理需要。所谓聚，是指这么丰富的情意，曲曲折折地都可以用酒来收结：衰老才凋的闲愁可以用酒来打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大悲可以凭酒来遗忘，想做庄周梦中的那只蝴蝶而不可得的苦恼可以借酒来平息，乃至功名富贵终归无用的虚无之悲可以以酒来消除。
序文
折一身瘦骨，踩雨后的虹桥，进山。
在山山与树树的夹缝间，辟半亩薄地，起一间柴屋，只栽松柏。男松站远些，刚劲孔武，护塞戌边；女松倚近些，端茶递水，红袖添香。老松可对弈，小松可共舞。酒醉茶酣也可“以手推松曰‘去’”。山认樵夫给树，水认渔翁给鱼，我非樵非渔，便拥有一切，无路则处处是路。
山中何事？
闲闲地餐风饮露，忙忙地耕云种月。
写几行骈文骊句，用松针钉在篱笆上，花朵来读有花香，蝴蝶来读有蝶味，萤火虫来读有萤光，山鬼来读有鬼意，仙人来读有仙气……诗越读越厚，日子越读越薄，生命越读越轻。
明天有明天的飞花，后天有后天的落叶。
反正这山中没个忙人，反正这山中没个闲人。
蓄了一春的露，檐前的小瓴也该满个七八分了。日头下端进新垒的红泥小炉。用去岁晒干的花尸燃火，才不会把水煎老。宠自己一回，今年就用那把不曾舍得用的养得釉亮的晚唐小壶。一盏香茗、一柱檀香，一人独对一山，一心静面一世。往日的尘缘都不得记不起来了，就喝眼前的茶吧。
茶要独品，酒需共酌。
这好山只归我一人所有。让我如何能信？可不，山中无甲子，大约在三个秋天之前就有山背后的白须飘胸的老翁来访，用一串铜钱来换我的松花酒。我说如如今通用银子，他不懂。好说歹说，用三双草鞋换去我两竹筒的酒。并向我打探山外的世道，我故意很使劲地想，然后说是元。他诡诡地一笑，笑得我心里发虚。再问我进山的道，我指的东西南北，他丢下两句没头没脑的话，径自去了。此后也就是隔山说些阴晴圆缺的话，也没什么来往。
年前找他对酌，只见两间茅屋，一间紧闭，草绳紧紧拴了门环，另一间住人，极其简陋。奇的是窗上糊纸竟是三尺棉宣，依稀可辨三五字句：“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倒是好句，只是意未尽而气未结，加上无奈的沧桑像一件短衣，终究遮挡不住曾经的少年血气，不知那双倦了的诗眼在后句中将望向何处，无从寻觅。更奇的是宣纸已泛黄，浮着一层虚幻的锈色，却明明白白一阵墨香。再偷觑那间紧闭的屋，门缝里逼出来一股霉味，欲近还难，老翁面有愠色，边忙知趣告退，疑惑便自此悬于心头。
眼看秋叶落尽，陈酿也快见底。日日忙着拾掇松花酿新酒，我叫它花雕它就叫花雕。想着借开春送酒话个暖，再一探究竟。
孰料面对的竟是一堆废墟，老翁已绝了踪迹。捡出一残破条幅。却是新纸鲜墨写着：“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紧接着是一枝疏笔墨梅。想来或是一时无句信笔点梅；或是墨尽而笔已秃，扔之不舍，意犹未尽，想想，也罢也罢，秃笔余墨画梅正好。点点梅瓣，拙得很有逸气。我心中悬石砰然而落，方知是我的眼拙了，那紧闭茅屋乃藏万卷诗书，山中潮气重，书霉得也重，而这布衣老者便是隔世的骚人墨客，隔世，隔几世？唉，千古繁华原只是一道薄风，他在山中避过这道风。于世间的缺漏与错过，究竟是遗憾还是那幅墨梅枝桠间的最好留白？
老翁与书此去何往？
山更远的山……天以外的天……
若下一世能相遇，在红尘便罢了。若还在山中，我必送他一壶花雕，外加两句：“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他自当会心一哂。
一盏淡茶，一壶薄酒。
山是空了的山，老翁是空了的人。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