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纯用民歌形式，上下片均以“长相思”迭起，上片言只有相见才得终了相思之情；下片言由于不得相见，相思之情无处诉说，以浅情人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反衬自己一往而情深。词的上片，一气流出，情溢乎辞，不加修饰。“若问”两句，自问自答，痴人痴语。要说“相见”是解决“相思”的唯一办法，这纯是痴语，痴心，可是，小晏却认认真真地把它说了出来，正是如黄庭坚《小山词序》所云“其痴亦自绝人”。

　　结句非同凡响，抒写了比相思不相见更大的悲哀。“说似谁”，犹言说与谁、向谁说。纵使把相思之情说了出来，那浅情的人儿终是不能体会。浅情是深情的对面，多情的小晏却总是碰到那样的人，可是，当那人交暂情浅，别后又杳无音信，辜负了自己的刻骨相思时，词人依然是一往情深，不疑不恨，只是独自伤心而已。下片四句，以“浅情人”反衬小晏相思苦恋之情，无奈和遗憾。

　　此词为作者词中别调，语极浅近，情极深挚，在朴直中自饶婉曲之致，缠绵往复，姿态多变，回肠荡气，音节尤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词人用情之深。

　　上阕描写春游的所见所感。开端从春景写起。“与客携壶”，开头便是借酒浇愁。“梅花”两句交待时令，已到仲春，更兼风雨，摧残梅花情景可知。情亦如花，倍受间隔。“自语”“啄”“度”将鸟儿的可爱情态描摹得栩栩如生。由这美丽的春光，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春衣的描写。词人身上穿着的春衣，都是恋人用白晰柔嫩的手亲自剪裁的，那衣服上至今还残留着一些断线残丝。词人将恋人的手比做柔荑，娇艳动人，令人产生无限美好的遐想。“再见无路”表达的是一片无奈的心情，与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阕则描写故地凝思。“凝伫”二字看似写状态，实则写心情。在物是人非之时重游旧地，或属无心，或似有意，管不住双脚似的来到曾经良辰美景的庭院，但见人去楼空。在美人门前呆呆且久久地凝望。往事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八字以清淡萧条之笔写现下孤寂心态，更反衬昔日的风流。“系马垂杨”写当年潇洒神色，俊逸风采。一个’但”字，又勾回现今。“认郎鹦鹉”写常来常往之熟稔，而今垂杨依旧，无马可系，只剩一片凄凉。此处鹦鹉或许一如往常地在招呼来客，但对词人来说，却已事过境迁，人面不知何处。“扬州梦觉”化用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表达了和杜牧相似的感情历程。“彩云飞过”或象征过去的那段美好恋情，或象征昔日的爱人，如今都化为陈迹，再也寻访不到了。这里词人一片痴心，都化作对燕子的喃喃私语，流露出无限的深情。“吟袖弓腰”，以局部代表整体，从中可以想象出伊人身姿的曼妙。“倩梁间燕”，这富有情致的一笔。结尾几句自伤自叹，空怀悲戚。

　　此词写追怀旧情。上阙由眼前风雨摧花、耳边幽禽独语、衣上残茸半缕，引出对旧情的思念和相见无路的怅恨。下阙以“凝伫”承上启下，旧游处仅见垂扬、鹦鹉，又感慨今日物是人非；虽知人去梦醒，却又欲罢不能，而向梁间燕子殷勤寄语；最后明知多情误人，虚度年华，仍在苦涩中咀嚼昔日的甜美。全词从细微处着笔，以小见大，以景衬情，回环蕴藉。这首词虽是伤春怀人之作，然而读后并不觉得沉重，清新的语言，婉转的情调，使它成为描写思念之情的动人佳作。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