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洒不成雪，连绵如入梅。
高风吹日上，短影为山催。
那问归家事，床头有宿醅。
飘洒不成雪，连绵如入梅。
高风吹日上，短影为山催。
那问归家事，床头有宿醅。
“年年才到花时候，风雨成旬”，作者本来要写这年寻花被误，可是一开始用的是一个含量更大的句子，这样子不仅能罩得住全篇，而且使题旨得到更广泛的扩充。“不肯开晴”语意和“风雨成旬”略同。不过这不是多余的重复，因为如果只是“风雨成旬”，那么那些痴情的惜花者也许会想：总该有一刻的天晴吧，只要乘这个机会看上一眼春花，也就不枉度此春！看那“误却寻花陌上人”的人或者就是这么想的。不然他明知“风雨成旬”，为什么还要寻花陌上呢？而正是因为有了“不肯开晴”，“误却”二字才更见份量。
但是，词篇也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过片的“今朝报道天晴也”就忽如绝路逢生，然而紧接着又一个转折：“花已成尘”！上片说“误却”，总还是误了当日仍有下一日的希望。而此时一个“尘”字已经把花事说到了头，因此对寻花人来说，剩下的便只有懊丧与绝望。“寄语花神，何似当初莫做春”是作者的怨怼语，也是痴想。这种痴，正说明了他的情深；而这种至情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喟，词中埋怨花开不得其时，也蕴含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
兰花没有牡丹、海棠的妖冶富丽，也没有寒梅、霜菊的傲峭冷艳。它清秀雅洁，芳香馥郁，如淑女婷婷，似君子彬彬，别有一种幽淡孤清的风韵。历来富贵者爱牡丹，隐逸者爱菊梅，而清雅孤高、弱而不阿的文士就偏爱幽兰了。
崔涂这首诗通过咏写兰的贞芳幽独，寄托自己孤高而又哀伤的抑郁情怀，在咏兰诗中是偏于感伤的一类。诗篇兴寄鲜明，旨在抒情，所以诗人对兰不作描绘，而是集中笔墨，诉说兰花自持芬芳却遭风雨侵凌又被弃如路草的悲惨命运，以自伤不遇。诗篇写得质实、深婉，恰如一株飘零的幽兰，质而芳，柔而韧，顾盼自哀，低回不已。
诗人代兰自诉，娓娓说道。开篇先自剖高洁：“幽植众能知，芬芳只暗持。”幽兰常常生于山野、谷畔，但不因清寒而不开，不因无人而不芳。这两句写兰的芳质，又突出了兰幽植孤生，芬芳不被人识的客观处境。宋刘克庄咏兰诗中写它“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意与此相近。但“幽植”二句除自剖之外，还暗责世俗不识芳洁，一笔两开，诗意半含半露，奠定了全篇顾盼、低回的韵调。
“自无君子佩”承首句，“未是国香衰”承次句。兰被推为“花草四雅”之首，有“花中君子”的美称，又因其幽香浓郁，有国香之誉。我国古人常以佩兰表示芳洁，屈赋中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唐太宗李世民有《芳兰》诗：“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与此相关，古来也把贤人遭弃比作芳兰无人采折。屈原内美而好修，却反遭斥逐，他慨叹“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为统治者所不容的李白也发出“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秋兰》)的悲慨。秉性耿介，后被罢相的张九龄也咏兰为寄：“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悲秋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这些诗或发抒不平，或自赏孤花，但都掩盖不住遭受冷遇的孤寂。而崔涂这两句，从主体客体两面着笔：兰花芳节香质不稍减，可君子却置之不顾。这是期待后的失望，内省后的自伤，更充满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
“白露霑长早，青春每到迟。”因生于山林，寒露早至，使之先期零落;春光晚顾，又晚得佳期。这一迟一早，写出境遇之惨凄，显出芳魂玉质难得久持的无限悲苦，作吞吐哽咽之声。
诗篇已三层递进，愈转愈悲，但诗人仍情不能已。由于以上种种遭遇，兰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产生了疑虑：“不知当路草，芳馥欲何为？”芳质高格，无人赏识，被弃掷路侧，形同荒草，那么自己独抱贞节，自开自芳，又有何用?步步退逼，终归于凄绝，把不遇之情，推至顶点。至此诗篇的抒情形象完成了。我们好象看到了一株生于草野当风离披的芳兰，又似看到了一个落拓不偶，抑郁难伸的贤士。
此诗运用传统的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由于作者对兰的禀赋特征体察入微，自己的思想情调又与之相契，物性与人情，各自昭然，又妙合如一。诗中所言皆为兰，又无一不是作者的自道。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这正可用以评价此篇。
作为借物抒情的作品，它体物幽微表现细腻。诗情如一根不绝的丝缕，柔细绵长，欲断又续。既写出幽兰几遭侵凌，生机欲断，却期待不已、春心不死的柔韧之质；又表现了作者虽郁塞难伸，却执着人生追求不舍的深挚沉郁、无限凄苦之情，哀婉幽怨缠绵不尽。
此诗表现细腻，感情深微，诗境却并不狭小，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这不能不归之于作者对诗意的提炼和表达的灵活、准确。诗篇不仅咏物抒情相融相映，一笔两到，在具体表达中，用笔又始终是一语双关，言己言他，叹恨如一。使人一面感到幽兰的悲诉、哀凄，一面又感到世人的冷漠、霜露之无情，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现实的严酷，使人不禁想起李商隐《咏蝉》的名句：“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在哀伤的感情中，又含有几分冷峻。这样，诗篇在自叹自伤之外，深刻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这首取材平常的咏物诗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