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郑客西入函谷关,璧路前行马不停蹄。
在平川路上于璧个驾着素车白马,自称是华山君的人相遇。
让他帮忙将璧块玉璧带给云水之神,此人人告诉他说,明年祖龙将死。
秦人得知了这个消息,便互相转告说,我们避难去吧。
他们自从去了桃花源之后,便与外人千载相隔,不通消息。
注释
郑客:一作“郑容”。《搜神记》卷四: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容从关东来,将入函关,西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观之。遂至,问郑容曰:“安之?”郑容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使也,愿托一牍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敲击)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果有人来取书,云“明年祖龙死”。
镐池君:云水之神。
祖龙:谓秦始皇。祖,始也。龙,人君也。
吾属:我等,我们。
桃花源:晋人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有一武陵渔夫,偶进一山洞,过山洞口之后,便见一处地方。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此地人过着和平的耕织生活,自云是先世避秦难,率韦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遂与外人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首诗大约写于安史之乱前不久。诗人看到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各种矛盾严重激化,敏锐地预感到社会将要发生大的动乱,于是写下此诗。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敞(字原甫)知制诰;嘉祐元年(1056),因避亲出守扬州,欧公便作此词送给他。欧公曾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词中所写平山堂为欧公任扬州太守时所建。
这首词一发端即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栏槛倚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阑远眺的情景。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诗句的限制,但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自亦可作“山色有无中”之咏。
以下二句,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其中“手种”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婉而不柔,深而能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
过片三句写所送之人刘原甫,与词题相应。此词云“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不仅表达了词人“心服其博”的感情,而且把刘敞的倚马之才,作了精确的概括。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
词的结尾二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饯别筵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
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这首词的内容和作法与一般的词不同,其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与对茂嘉的送行无关,而专门罗列古代的“别恨”事例。形式方面,它又打破上下片分层的常规,事例连贯上下片,不在分片处分层。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作者平时胸中郁积事多,有触而发,非特定题目所能限制,故同类事件纷至涌集,而不为普通的诗文格式所束缚。
词的开头几句:“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采用了兴与赋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说它是“赋”,因为它写送别茂嘉,是在春去夏来的时候,可以同时听到三种鸟声,是写实。鹈鴂,一说是杜鹃,一说是伯劳,辛弃疾取伯劳之说;说它是“兴”,因为它借闻鸟声以兴起良时丧失、美人迟暮之感。伯劳在夏至前后出鸣,故暗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意,以兴下文“苦恨”句。鹧鸪鸣声像“行不得也哥哥”;杜鹃传说为蜀王望帝失国后魂魄所化,常悲鸣出血,声像“不如归去”。词同时用这三种悲鸣的鸟声起兴,形成强烈的悲感气氛,并寄托了自己的悲痛心情。接着“算未抵、人间离别”一句,是上下文转接的关键。
它把“离别”和啼鸟的悲鸣作一比较,以抑扬的手法承上启下,为下文出的“别恨”作了铺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两句,有人认为写的是两事:其一指汉元帝宫女王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离开汉宫的事;其二指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辞别“汉阙”,幽闭长门宫。也有认为只写一事的,谓王昭君自冷宫出而辞别汉阙。今从多数注释本作两件事看,“看燕燕,送归妾”,写的是春秋时卫庄公之妻庄姜,“美而无子”,庄公妾戴妫生子完,庄公死后,完继立为君。州吁作乱,完被杀,戴妫离开卫国。《诗经·邶风》的《燕燕》诗,相传即为庄姜送别戴妫而作。“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引用了汉代另一个典故。汉李陵抗击匈奴,力战援绝,势穷投降,败其家声;他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守节不屈。后来苏武得到归汉机会,李陵送他有“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之语;又世传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长当从此别”等句。“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写战国时燕太子丹在易水边送荆轲入秦行刺秦王政故事。相传送行者都穿戴白衣冠,荆轲临行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上这些事都和远适异国、不得生还,以及身受幽禁或国破家亡之事有关,都是极悲痛的“别恨”。这些故事,写在与堂弟的一首送别词中,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当时沉重、悲壮之情。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这又是承上启下的两句。句中说啼鸟只解春归之恨,如果也能了解人间的这些恨事,它的悲痛一定更深,随啼声眼中滴出的不是泪而是血了。为下句转入送别正题作了省力的铺垫。“谁共我,醉明月?”承上面两句转接机势,迅速地归结到送别茂嘉的事,点破题目,结束全词,把上面大片凌空驰骋的想象和描写,一下子收拢到题中来,有此两句,词便没有脱离本题,只是显得善于大处落墨、别开生面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不愧为宋代一代文豪!
辛弃疾的这首词,之所以感人,除了其感情、气氛强烈外,还得力于它的音节。它押入声的曷、黠、屑、叶等韵,在“切响”与“促节”中有很强的摩擦力量,声如裂帛,声情并至。古人对此词推崇备至。
这首《菩萨蛮》词以精致的构思,精美的语言,写闺中思妇独处的情怀,刻画出一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词作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颇晦涩难解,有认为是写室内屏风的,有认为是写女子眉妆的,还有解为是写女子发髻的,歧义纷纷。因此学者往往给予特别关注,解读评鉴,发掘之深,体会之细,分析之精,可谓字无剩义,甚至远远超出作者写作歌词时主观上所欲表现的内容意蕴。次句写闺中思妇初醒而尚未起床,散乱如云的鬓发,在如雪的面庞上飘动。三、四句写主人公起床后的行动:懒懒地打扮,慢慢地梳洗。其中的“懒”字和“迟”字,生动地体现了女主人公的惆怅倦怠之情态。
过片两句承接上片写妆扮的具体情形:簪花时,置放前后双镜,非常细致、讲究,花容和人面交相辉映,更觉人面如花,娇俏艳丽。此处写女主人公的“细致”“认真”,与前面的“懒”“迟”,真实地反映了她内心的矛盾:因情人不在,无人欣赏,而懒起迟妆,但少妇的爱美天性又使她本能地进行细致妆扮。最后两句写她更换衣服时,忽然看见上面绣有的双双鹧鸪,不禁更添了一段新愁。
全篇内容是写一个女子早晨自娇卧未醒,宿妆已残而懒起梳妆,而妆毕簪花照镜,而穿上新罗襦之 过程。结构亦循此次序作直线型之描叙,极清晰明了。此词写闺怨之情,却不着一字点破,而是通过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让读者由此去窥视其内心的隐秘。尤其是词的末二句“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不仅充分体现了温庭筠词密丽浓艳的风格,而且以咏物衬人情,更见蕴藉。
在格律上,词作采用了仄韵和平韵交错变换的调式来表现曲折细腻的思想感情,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二句,不仅平仄合于律句,而且巧妙地安排了五个响亮的去声字:“照”“后”“镜”“面”“映”,置于换头之处,吟唱时,就更加显得跌宕飞动,抑扬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