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上片是写离开苏州时饯别酒宴上的情景。“潇潇”两句：典出白居易《寄殷协律》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更不闻。”白居易自注：“江南吴二娘曲云：‘暮雨潇潇郎不归。’”白居易是感叹自从离开江南后，再也听不到吴娘婉转缠绵的歌声了。这首词变用其意。作者跳跃过“酒趁哀弦，灯照离席”的等待，跳跃过“执手相看泪眼”的留恋，把满腔悲苦都倾泻在对造成离别痛苦之原因的追究和检讨上。
词下片联语写罗、王交往关系，是这首小词的高潮，也是词中离别之悲的极致。昔人离别怨天怨命，怨雨怨风，而作者在这里却别出心裁，把离别的痛苦归罪于当初不该与对方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两句乃是一种“反语”和“愤语”，是今日不得不轻易离别的悲痛竟导致了对当日相知相识之乐的否定。“忆平生”，其中自有深意，忆自己八年间，由于罗氏的赏识、扶持，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猛进。对罗氏的感激之情，只是含意未伸罢了。末句深化主题，由眼前别离之痛苦，升华至整个人生命运的慨叹。
这首小词完全是写离别之意，从一个离别的事件引向了《人间词》所追求的那种反映人生和反映哲理的层次。词中写梦醒之后的感觉，这往往有一种对人生的反省和了悟。
此诗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所见所想。全诗语言质朴，描写细腻，犹如一幅生动逼真的社会生活画，揭示了唐末社会的无比黑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好恶之感，是一篇思想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
全诗共分三层意思。先写诗人日暮投宿，夕阳没入了远山，诗人来到这偏僻的山村之时，已经感觉很疲倦了。“日落下远峰”点明了时间，“芜村倦行履”交代了投宿的地点，而且这两句渲染出一派苍凉索漠的氛围，为全诗定下了凄凉的基调。三、四句为过渡句，诗人在小店中借住一宿，这看似平静的茅店，真的是平静的吗，这就自然地引出了下文，同时“酣睡”二字也紧扣上联中的一个‘倦’字，突出了诗人旅途中的疲劳。
这首诗第二个层次是写诗人在店舍中所见所闻。“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这两句叙述差人的到来惊醒了睡梦中的诗人，“扣门急”是诗人所闻。一个“急”字写来人来势之猛，扣门的声音一声急似一声。在这之后点出了人物，原来这是一伙催租的差吏。这两句也暗示了差人的跋扈及其嚣张气焰。诗人又用“公文捧花柙，鹰华假声势”，来写差吏的装腔作势和鹰单般的凶狠，这两句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差人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穷凶极恶的丑恶嘴脸。一个“捧”字，突出了差人对上司的媚颜奴骨；一个“假”字，则突出了差人作为官府鹰犬的可憎面目。
接下来的十二句是写田家应付官差的情形，是诗人所见。“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这两句描绘了农民们老实可怜的样子，和差人的穷凶极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惧”字体现了官府扰民、欺民、掠民对农民心理造成的恐惧感之深、之重。
下两句描绘了一位老人夜晚开门出去应付差人时步履蹒跚的情景。为什么会是老母亲去应付如狼似虎的公差，年轻人此时都哪儿去了，诗人虽未明说，但也可知是那无止境的徭役和兵役是出现这一情景的主要原因。村中的年轻人也许早就被抓丁拉差掠走一空，即使有剩下的，哪还敢见公差，何况是晚上。“老脚走颠踬”一句饱含辛酸，官府无道、掠民扰民，民不堪负重，于此可见一斑矣。
“小心事延款，酒余粮复匮”这两句描述的是老母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招待公差，却苦于酒少粮缺。“小心”突出了老母亲对公差的恐惧。“酒余”句则突出了农户家中十分窘迫的生活状况，反衬了公差的可恶，揭示官府及其爪牙不体恤民情，扰民掠民的事实。
“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这两句描述的是老母亲借鸡酒招待差人的情景。差人既然已经来了，家境再窘迫也得想法招待，于是只好去东借西借，这个中的酸楚及痛苦也许只有这无奈的老人心中才最清楚。要在平时，谁又舍得去宰吃正在下蛋做种的鸡。可差人来了又不得不宰，这平白的叙述中隐蕴了千千万万老百姓内心深处的多少无奈。
“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差人吃了又吃却不仅仅满足于吃饱，酒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方才罢休。“不厌饱”、“直呼醉”是诗人对差人丑态穷形尽相的描写。而老母亲，她害怕明天去官府见官，在灯前跪着对差人苦苦哀求。一个“怯”字进一步体现了老百姓对官府的恐惧之深。“苦苦”、“跪”都是描写老母亲的，年纪大得连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在忙忽着让差人酒醉饭饱之后还要对其下跪哀求。此情此景，真可谓撕心裂肺，让作者目不忍睹。诗人虽并未写差人此时的举手投足，但已经暗暗说明：如果不是他的恶言相逼，老母亲又怎么会有如此的举动呢？
诗的第三层是写诗人的感叹。“不成眠”说明诗人对官吏横行，贫民受苦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怀，可见诗人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用“滴清泪”体现诗人对这民不聊生的关心和哀叹。下四句正是从这感叹中发生而来。诗人感叹的是“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在统治者严酷的剥削压榨之下，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全诗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记人记事具体形象。人物虽着笔不多而形象却很生动逼真，各具情态，老妇的衰老与伤心，差吏的凶残与无厌，诗人对田家的同情与对差吏的痛恨的感情都真实流露了出来。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